吊诡的是崛起中的中国，虽然被美国及西方国家指责是“修正主义者”，欲改变全球治理的格局，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但中国多次表明并无此意图或野心。对这表述，美国及西方国家，像米教授的思维一样，按着他们的认知，大多听不进去。故此，面对当前的霸主欲退群、收缩，但中国无意承接作为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这一事实，米教授认为当时的国际关系局面，已是处于近乎一个无政府的状态，并不过分。这是全球要面对的一个危机及挑战。

全球的200多个现代国家是一个生存在同一个“铁笼子”里的群组，这群组正从二战以来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走向一个无政府的状态。这只是个残酷的现实，不是什么理论。不同意这观察的人，要拿出事实来说话。

现代民族国家的自利行为与霸权没有必然关系

至于“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总是具有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且一定是通过权力达到追逐利益的目的”这一论述，是米教授及很多西方学者、政要根深蒂固的思维认识，这就值得好好探讨。

将现代民族国家表白成一个生命体，是近代政治学的一个普遍论述。例如将达尔文针对生物世界的进化论，引用到人类之间的关系上去，就是一个例子。虽然这些借用的理论，很多时是用来为弱肉强食的社会及国与国关系提出理据。但将现代民族国家视为一个生命体，有生存、自卫的权利，这并没有错，也是受联合国公约承认的。所以现代民族国家寻求自利最大化，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这过程中，是否必然以损人利己，以大欺小为手段，这是值得讨论的。

米教授认为“在多极化世界里，所有大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以现实主义指导行为，开展强权政治。”应注意米教授这观察，只限于“大国”，因为只有大国才有玩弄强权政治的条件。米教授的盲点，是认为大国必然争霸，这也是美国政坛及学界的普遍观点。如何改变他们这种思维，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最大难题。

米教授指出，“在一个不存在更高权威的体系里，也就是无政府状态，各国无从确凿地了解彼此的意图，而各（大）国都有进攻能力，要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最好是成为地区霸主……国际政治，特别是中美竞争，基本就是一场零和博弈。”他说出美国人及不少西方国家领导人的看法。如何令他们放弃这种世界观，是我们当前面对的一个最大挑战。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应就是指每个现代民族国家，都会按照自己的实力，努力寻求生存，保护自己的发展空间。这就是当前国际关系，每个国家的基本出发点。这是一个事实。作为一个结构主义者，米教授最基本的观点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像是铁笼子，这没有错，地球就是这么大。至于那些有能力的“大国”，会否利用自己的优势，损人利己，以大欺小，以扩大或维持自己的强势地位，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没有必要将这种行为归纳在现实主义中。

米教授与基辛格同是现实主义的信仰者，但基辛格明显并不认为大国（起码在某种特定的环境）必然是个扩充主义者。他长期鼓吹在面对全球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的现实下，美国要面对自己能力的局限，适当收缩自己的外在能量，努力联同其他盟友，共同处理这“铁笼子”里的问题。在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下，他也认为应包容中国在这圈子内，才是一个理性的做法。当然这声音在当下的美国并没有市场。相反，米尔斯海默教授的现实主义，认为中美博弈必然是一个零和游戏，则已成为美国的主流观点。

中美关系大可不必纠结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理论框架内。图片来源：美联社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关系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并不一定就是米教授认为的那样，大国就一定是斗到你死我活。现实主义是每个现代民族国家持有的基本的国与国关系观，不然这样的国家就不会存在。国际关系的讨论中，确实有一个流行的二元对立，即现实主义相对理想主义，两者互不兼容的想法，但事实并非一定如此。米教授认为二战后的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是基本上失败的。到了今天，美国学者也不能不承认这结论。但美国在二战后实行的不是理想主义，而是现实主义，再加上霸权主义。

基辛格认为美国在“二十世纪许多最佳的外交行动，如马歇尔计划、带头遏制共产主义、保卫西欧的自由，包括命运曲折的国际联盟，以及日后取代国联的联合国等等，都可以追本溯源到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这说法非常牵强。因为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从来就不是美国的主流思想。他推动一战后的国联，国会就不认同。美国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支援欧洲战后复苏，也带动西方盟国与苏联对抗，亦有自利的考虑。美国二战后推动组成的联合国，从现实的情况看来，也是在它能基本上主导及控制这机构下，才给予支持。正如它现在认为自己不能主导大局，要退出世卫组织一样。

所以美国的所谓理想主义，实际也只是他们的现实主义的一种包装，或是一种手段。两者并不对立，并非不能共存。现实主义者如米教授及基辛格之所以反对理想主义，只是认为在某种情况下，推动理想主义者扭曲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事实上在制定美国对外政策时，为了维护美国利益，基辛格与米教授不时要抗拒理想主义的压力，与理想主义斗争，他们并不是将两者对立起来。

美国推动理想主义者，主要是一些民主党的自由派政客。他们以一些所谓普世价值，其实即是美国价值，要求其他国家遵从，这也并非纯粹是理想主义，没有私利的考虑。像希拉里关注中国的人权，前卡特总统成立机构在全球推动西式民主，这些都是非常有选择性的举措，并不一致地用在所有与美国往来的国家。这充分体现西方所谓理想主义的虚伪性、工具性。它其实也是现实主义的延伸。 当然在美国社会内，也确实存在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就如基督教教会非常努力向全球推广福音一样。他们的出发点是善良的，付出是无偿的，但目的只是想将他们自以为的真理及信仰，传播给世人，拯救世界。但这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动力，它只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借口。

中国引领世界走出“铁笼子”？

对于中国现在提出的“公天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政治设想，米教授认为：“这些想法不会付诸实践，这不是世界运行的方式。我们生活的世界围绕着不同民族运行，不存在什么人类整体。这种关于全球文明、全球社会、世界国家的想法，完全脱离了现实。”

这看法的问题不在其极端，也不是一个理论构建对错的问题，这纯是一个观察，对人类历史经验的一种归纳。这是美国人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是他们对自己的历史，西方文明社会经验的一个总结。他的问题在于片面，只看到自己经历的东西，并将其扩大到全人类，拒绝认识及了解其他族群的经验。

首先，人类整体是一个事实，人类有共同命运也是一个事实，如气候变化，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就是两个显著的例子。这些事情形成的原因，造成的影响，解决的办法，都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单独能承担的。在全球化的大局下，这些性质的问题会越来越多，米教授也不可能不承认这些事实。他不承认的是人类有这个视野，各个现代民族国家能放弃自己的私利，共同合作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他的盲点，也是他的悲观及消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