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德管控官员及社会，是无办法中的办法，法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只能是辅助性质，而且也难以过份规范化，这自然也引申出很多问题，如官员的虚伪、形式主义、阳奉阴违等等。故此，经过一段时间，加上其他因素，如农地未能适应人口增长的压力等，必然出现僵化及崩溃，只能依靠改朝换代加以调整。但改朝换代后只能在一段时期内使社会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却不能彻底改变形成治理方式的一整套客观因素，治理方法基本上无变化，二、三百年来一次轮回，二千年来如是，直到新中国的成立。这是黄老师的大历史观的前半部。

黄老师的“潜水艇三文治”(submarine sandwich)比喻，主要是指出，中国政治的上层，即中央政权，与地方百姓的下层，两者中间缺乏有效的联系，朝廷的官员只派到县，中央给予的资源极少。再往下是靠民间的乡绅父老。两者之间，即朝廷（中央政府）与基层百姓之间，长期只能通过一大批以道德和等级制度管控的官僚，依照一些粗略、原则性的指示及规范，去进行治理。

国民政府推翻清朝后，承接了清朝的中央角色，建立了一个上层的现代中央体制，但缺乏在地的基础，施政手法离不开两千年来的传统形式，原来的陋习自然也除不掉。共产党的工作则从基层群众做起，取得政权后，一方面承接了国民党政府的中央体制，另一方面又延续了自己原有的基层政权组织基础。

1970年代政治宣传画

黄老师认为共产党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第一次将上下两层有机地连接起来，形成了落实“数字化管理”即现代化管理的基本条件及可能性，淡化了单依赖道德及人情、人际关系的管治模式。这是两千年来中国治理历史中的一个根本大变。基于这一观点，黄老师对中国的前途非常乐观。他虽然出身国民党，难得的是这个观点超越党派成见。

有人认为黄老师提出的“数字化管理”在现实当中完全行不通。这是对“数字化管理”的误解。此用词超前，虽与今日的“大数据”并不一样，但我们现时的大数据使用，其实就是“数字化管理”的极高级版。黄老师的“数字化管理”，其实就是指现代化管理，是去道德化、去人际关系的管理制度，即靠制度，不依靠道德及人情。没有这个条件，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治理，无法实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有机会到上海考察，具体了解到非数字化管理的实际情况。当时有幸与一老干部谈起上海破旧的基建，她的回答令我很感动。她表示国家穷困，上海从来都相对较好，故作为老大哥，上海有的财政盈余，大部分都上缴中央，故无多少资源改善本地的基础设施。她讲述时的态度不是埋怨，而是骄傲，能以老大的身份贡献国家，她觉得是光荣，是上海的责任。后来我才知道，上海长期是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这种安排，完全就像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供养父母，谁有能力，谁地位高，谁就多出一分力。这是依据人伦关系的做法，是“数字化管理”的相反版。

1980年代的上海

由这个现实联想到黄老师的分析，才能充分理解朱镕基总理推行分税制的重大历史意义。分税制第一次在中国划分了地方及中央的税收种类，理顺了、明确了、稳定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将过去长期按不同情况，通过游说、施压、政策交换等等的协商程序，去处理双方的财政问题，变成一个按既定规矩，有章可循的稳定分权分利制度，彻底解决了两千多年来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个中国管治体制内的老大难问题，从此很难再出现地方权力坐大、挑战中央的情况。这可视为中国现代治理上一个“数字化管理”的实例。

另一个可供支持黄老师观点的，是耶鲁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港人萧凤霞的一个观察。萧教授专门研究岭南的人文生态，她认为岭南以往能有独立的发展及风格，就是因为“山高皇帝远”，传统的管治在地方留有很大的空间及弹性。但自从新中国成立，共产党执政后，北京一声令下，如要广种粮，则南方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地，都会种粮。这一刀切的号令，自然造成不少损失。

但这例子对我的启发是，可从反面来证明黄老师的一个推论及观察，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二千多年来，首次可将中央政权的政令，及时、有效地伸延到全国的幅员。“三文治”的顶层与底层，首次能有效地通过现代治理的技术及模式，有机连接起来。

当然，这种有机连接本身并不能保证中央政令的正确，随之而来的风险是，如果中央的决策错误，造成的损失也是全局性的，其杀伤力会比在以前的制度下有更大的负面后果。但这不能成为反对治理现代化、系统化的理由，而需要中央的决策更科学化、更仔细、更周详。这正是今天中国政府面对的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