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邵善波】

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先前因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而大热，近日在观察者网被反复提及，再次引起关注。但这本书虽然火了三十多年，而了解及真正掌握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人，看来却并不多。

《万历十五年》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被多次提及

对黄仁宇老师的论述，因我本人与黄老师有些渊源，所以算有点发言权。

1992年初，我曾邀请黄老师到香港参加一个关于“一国两制”的研讨会。这缘起于在《万历十五年》的一个版本中，他附文详细地谈到“一国两制”在全球历史中的四个案例，包括英国、荷兰、美国南北战争前、中国魏朝。他的有关说法与中国官方对“一国两制”是个“独创”的说法很不一样。

后来因为“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港强推政改方案，研讨会开不成，我就陪黄老师去广州参观黄埔军校的旧址。黄老师是黄埔校友，但不是黄埔广州老校的学生。他去到黄埔军校原址时还是非常激动。

在几天的旅程中，老师不断提点我，要看大局，观长远，不要纠缠在眼前的小事。这既可能是因为他对我不断谈香港回归问题、中英之间的磨擦及矛盾（毕竟那是我当时每天面对的工作）有点不耐烦，但有关观点也确是黄老师研究历史及看事情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黄仁宇（资料图）

《万历十五年》的书写，是透过从社会细微点滴的观察，洞察社会及制度的整体运作，进而归纳出“大历史”的视野，引申出一些大规律。这研究方法不为当时的学术界接受，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学术界本应兼容开放，欢迎不同的角度及尝试，但现实中往往并非总是如此。

黄老师在学术界失意，《万历十五年》这本原本没人愿意出版的书，却反而在他被去职后得以出版。原版最初为英文，1976年出中文版后，意外地在台湾及大陆红火，受关注及讨论达三十多年，实乃学术及出版界内的一个异数。黄老师九泉之下，应可一伸他几十年不被认可的怨气。

从《万历十五年》到大历史，黄老师从“小”看“大”，采归纳法，大胆推断。其学术方法不为美国当时历史学界所接受。应指出，就算到今天，也仍不为很多大中华区的历史学者接受，这是个事实。这与他的书长时间受读者的欢迎，形成奇怪的反差。

黄仁宇从军后才转入学术研究，以其在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中的军旅生涯体验和成长过程，作为他探索国家历史的基础及动力，学术底子薄弱是自然的事。他的理论欠经典理论的支撑，缺乏严谨的论证，个别具体事例上也出现差错，都是事实。有的偏差多少与他对国家的热情和个人性格的执着有关。但他提出的一些看法，在当今中国的百年大变、大转型中，有很适时及精辟的观察与提点，也是不能否定的。

黄老师的论述，给了我们这一代人，在面对国家的大转变时，如何理解这个转变过程的一种大局观和大视野，使我们能从一个宏观的“大历史”角度，看待眼前发生的事及其将来的发展，而非拘泥和执着于狭小的历史事件本身。这不是一般学者能做到的。这或可解释为什么他虽然不获美国及国内学术界的接受，但在一般的读者群中仍长期受到欢迎。

《万历十五年》，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黄老师分析中国历史，先从“大国”、“一统”的历史事实开始，他将形成这一基本事实的原因归结为“防外患”与“治水”这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使得中国要有整体统筹的应对，因此而让“大中国”成为必然。这可能不是黄老师独有的结论，论证中国“大一统”传统形成的研究非常多，这两个因素也不是唯一的，但这不重要。黄老师的关键论述，是在中国如何治理大幅员、多人口的国家的层次上。

偌大的国家，交通及通讯不便，一个中央指令要下达全国，到达边远地区就要几个月，以当时的科技水平，如何治理，不能以我们今日的观念及标准去理解。管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必然要依赖一个庞大的官僚队伍。国家的治理，首先是对官僚队伍的治理。

在当时的条件及要求下，以儒家的道德体系来管控官员，是有其内在道理的一个选择。管治主要依靠道德，而不是严格、详尽的法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元素，一个特色。中国能以此持续存在二千多年，在世界文明史中，也是独有的。但也因为这样，形成了中国政治生态“泛道德”的倾向，造成了不少非理性的传统后果。黄老师对上世纪末一些学生的激情表现，就非常不以为然。主要是他认为简单的道德评判流于表面和片面，集体的“义愤”行动，并不能解决国家发展中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