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度的演化过程

虽然美国的《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是立国后最初的150多年，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并没有落实民主的“普及”这项基本原则。非白人，女性，没有资产的人，都没有投票权。真正普及的选举权等到1965年才出现，即“民权法”通过之后。而该法真正发挥作用，还要经过各州引入运作、逐渐广泛落实和成熟，过程长达10到20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普及民主才真正在美国获得落实，广大的公民才能够全面发挥选举权的力量。加上两大党在这过程中，修改了它们的候选人提名办法，这才使普通选民也可以参加决定党的候选人，因而大大加强了党内的民主。

美国独立宣言

可以说，美国直到近二、三十年，才大约落实一个以周期性、全开放的（即普及的）、零和竞争的、多数票决选出操控公权的人的政治体制。这种说法看来较为极端，但符合事实。直到今天，美国才以较接近其定下的民主体制的准则，去落实民主体制。美国人现在面对的问题，其实在其设计的体制中必然会出现。这些问题，在很多引入选举政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早已见怪不怪，看看台湾、香港地区，情况就很清楚，更不要说美国直接主导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了。基于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特朗普（Donald Trump）会这么成功。特朗普的讲话反映了很多共和党人和一般美国人的一些内在感觉、情绪和期望。理性、逻辑在这里并不重要。

美国200年来慢慢地开放选举权，从间接选举逐步发展到直接选举（但总统选举仍是间接），经过了180年左右才达到选举权上的基本平等。随着种族、性别平等的进展，美国到现在才开始面对一个比较普及和平等的选举生态。但当制度认真地按设计的原则操作时，即选民更普及、提名程序更民主、信息更开放、言论更自由，加上互联网的影响时，制度的运作就出问题了。当所有的问题都放到台面上来争吵，谁能拉到最多支持票谁就当权，谁就可操控政策的决定时，这个体系就一定会产生分裂。

美国以前的选举没有导致大分裂，或分裂并不严重，是因为美国长期以来并没有真正的普及民主。自立国到上世纪末，美国很多政策的决定，利益之间的矛盾、问题，都由几个政客头头关起门来谈妥，再拿到议会上通过就解决了，这是公开的秘密。西方民主建基于承认和肯定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个人，不同的族群存在和分野，和他们之间的公开与不公开的博弈，只要这些行为是符合法律的。

以前不分裂不是因为它的社会较文明，人民教育程度高，以前能控制分裂，并非源于制度，而是来自社会因素，如较一致的种族结构或宗教信仰，经济发展良好（或不太坏）等。当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时，制度内在的分裂动力，就难受压制。其实这些现象广泛及不断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渐进过渡阶段，一夜间就按美国政治学者的一套理论引进自由民主体制，其失效是自然的，能够成功只是例外。而现在，美国的政治正走向“第三世界化”。

西方对竞争性选举的迷信和论述，可以归纳为几个关键的认识误区：

1. 选民是理性的（但其实选民的投票是以情绪及价值观决定的）：

2. 公开辩论、言论自由会引至公众的正确理解和决定（但其实选民的决定主要靠感觉）；

3. 多数决会作出最佳的选择；

4. 选举产生的领导及代议士，大概会以群体的整体及长远利益为考虑基础。

其中最关键的是“理性选民”这个神话。选民的投票取向当然有自身的理由和道理，但多数不是理性的，特别是涉及一个群体的长远考虑或利益。美国搞选举工程的人近五、六十年发展出来的策略，首先针对的不是能吸引选民支持的“好政纲”，而是首先找出能挑动选民群体的“情绪因素”（emotional factors）。这一手段已由美国输出到欧洲及其他地方。“选举工程”，已变成一个高度发展、非常专业、成熟的行业，与学院内的自由民主体制论述，完全是两回事，例如找出关键性选民群组、拉票工作集中几个关键州、广泛使用负面攻击手法等，都和传统的民主理论无关。

国家治理与竞争性选举制度的矛盾

美国（主要是联邦政府层）出现严重的治理困难，是个不争的事实。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认为美国己变成一党政治，议会政治己沦为“否决政治”（vetocracy），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相反地，他对中国“能办事”的表现非常欣赏。学者福山对中国的制度也非常关注，他提出国力、法治、与民主作为检视政治制度的三个指标。福山不否认自由民主体制会削弱国家能力，但他相信美国制度仍有强大的自我修正能力。他不仅对自由民主制度还抱有信心，同时仍维持“历史终结”观点。

国力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矛盾是个现实。独裁制度在国力发挥方面有优势，这是其吸引之处，但它存在内在的坏基因，如不稳定、难持续、传承有问题，即福山提出的“坏皇帝”问题。这是独裁与民主过去几十年来的二元选择争议。

现在的关键问题，不再是在自由民主制度与独裁制度之间二择其一，而是在这两者以外，是否还有第三、四种选择。西方学者所称的“威权制度”（Authoritarian system），是否就一定不能解决福山所谓的“坏皇帝”问题。事实上，西方对自己的一套，已有非常尖锐和深刻的批判。比起反对西方民主的人，他们批评得更厉害、更深入。但归根到底，他们还是回到丘吉尔所说的，我们的制度是个坏制度，但它在人类试用过的所有制度之中，却还是最好的。

接受一个千疮百孔的政治制度，而放弃提出更好的选择，是个难以理解的态度。西方文明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乐观主义为主调，相信社会将不断变得更好，但为什么会接受上述结论？是不是真的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相信西方民主制度有很强的自我修正能力，但面对当前在美国出现的这么严峻的问题，却又看不到什么大变的可能。中国模式为这个问题提出了新选择。福山认为，就算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优胜的地方，因不能被人复制，故无法形成对西方制度的挑战。在此，他起码肯定了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的存在。

“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

“中国模式”是富有争议性的课题，有关讨论反映了新中国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到了如何面对自已、如何面对世界、如何面对现代化问题的阶段，争议当中夹杂了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与西化的问题，也涉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当前的分歧不仅是“中国模式”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连根本有没有“中国模式”、应不应该用“中国模式”这名词，都有不同意见。中国的政治制度、运作及发展模式和其他国家不一样，这是客观事实。尽管我们不一定完全理解它，并且制度还在变化、发展中，制度的理论也在形成中，虽然严重滞后。

也有意见认为，中国目前的制度问题很多，缺点明显，对很多情况仍未有解决办法，故不形成一个模式。但模式不一定是要完美的。世界上可能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完美无瑕的模式。故此，是否有问题、有缺点，不足以否定一个模式的存在。探讨“中国模式”主要是指解决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构建、理论、运作、发展方向的研究工作。一个模式是整体、相对稳定的、系统的问题，不仅是道路、方法、方向的问题，或一段时间、阶段内的现象或表现。故此用“中国道路”也不是很准确的。

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议，其实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矛盾。这与有没有“普世价值”的争议是相关的，如果将“普世价值”改为“西方体制”，这种分歧的真正问题就会变得清晰。有没有“中国模式”的争议，是一个关于西方的自由市场主义与自由民主竞争性选举制度是不是普世“制度”的问题。如果西方的模式是“普世适用”的模式，是“现代性”的标准，那么，自然就没有和不应有什么“中国模式”了。

“中国模式”的基因

批评西方民主制度不难，提出另类选择则不容易。探讨西方民主制度要了解现代政治制度的构成，以及构建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及阐释。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逐步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国家对不能抄袭西方制度的一些机制，如三权分立、政党轮替执政、两院制是明确的。在过去三十年也有很大的发展，如对领导人的上任经验要求、任期及年龄的限制、退休制度、隔代接班安排、接班预先进入等，都是重要的制度创新。现在急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也需要为这些机制构建理论，总结已有经验。其中一个重要理论建树，就是分析我们制度的构建基因，以及这些要素与西方的异同和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模式”的基因，构建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建设。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基因含概要素，以下是一些初步想法和建议：

1. 以人为本；

2. 以大多数人（不只是简单多数、或绝对多数）的利益、取向为先；

3. 天下为公，世界不属于某一国、某一族、某一人所有；

4. 群体为先，不能将个人置于群体之前；

5. 人性本善，或无先天本性，弃性恶论；

6. 以群体和谐为重、为贵；

7. 肯定“民主”作为一价值观，选举是工具，是民主程序的一种，不是全部；

8. 肯定竞争，但竞争要控制，有序、理性；

9. 不以选举作为人民授权的程序，不以之作为政权、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或必要来源；

10. 政权、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历史的选择，持续力来自有效回应、处理社会的问题，并带动社会持续发展；

11. 政府是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前进的必要工具。政府是对市场管理的关键角色，政府对经济发展、产业发展要有所作为和参与；

12. 让自由市场发挥其应有作用，但自由市场并非万能；

13. 用人坚持德才兼备。

中国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基本是两回事，它们的内涵只有部分相同，背后的根据、理念多数不一样。中国有其与西方很不一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从建立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发展，以及西方的经验来看，集中发展自已的政治制度己是一个必然及唯一的出路。引入西方民主制度，特别是放任的竞争性选举制度不是一个选项。国家下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发展，再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来应付。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理论构建工作得从最基层做起，其迫切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文转自《经济导刊》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