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构建的基因

除价值观以外，政治制度的构建也包含一些前提、理念、信仰、假设、意识形态，和宣示（assertion)。对于西方民主制度构建的基因，除了通常谈及的自由、平等、人权外，还有什么呢？西方学术界对此有很多论述，结论也较一致。

个人的自由、平等无可否认是这套制度的出发点，前提则是对独立的个人自由意志存在的肯定。这“个人意志”其实也是一种宣示，这亦引申出“个人大于群体”的价值取向。个人比群体重要，群体是为个人存在，而个人不一定以群体为前提。

西方选举制度高度肯定竞争，这与进化论的出现，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制度有重要关系，接受“适者生存、物竞天择”是其基础。

西方选举制度也肯定多数决。这是一个机制，是个无奈的妥协。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明白，多数决并不是达到真理或最优决定的方法、也不是真假对错的取决标准。但在民主的制度下，多数决是一个简单而又便捷的办法。制度的设计者其实也知道这方法的缺点，历史上也曾用不同的方法以减少简单多数决的负面影响（如威尼斯）。

西方的政治制度设计，也包含“政府是个不可避免的恶”以及“人性本恶”这两个前提，这当中有历史及社会背景。民主制度前的欧洲政府，无论是贵族或是宗教政权，善政是少数。至于性本恶，则来自宗教的原罪信仰。

以上并不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全面论述。总的来说，西方的民主体制建基于一套来自其自身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传统及一些假设、前提及断言，并不仅是一种价值观的组合。

单从制度构建中的价值观来看，仍有值得探讨的地方。自由、平等、权利等价值观，可以说现在都得到普遍接受和认同，但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例如民主也是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价值，但我不会将之纳入“普世”范围，因为大家对此还没有共识。其实对自由、平等、权利等也存在不同的理解。这些理念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分歧。西方文化对这些价值观的认知，认为是来自于自然的、天赋的。这是个宣示，当中没有对与错、真或假的问题，只是观点。这些概念都是先验的，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唯物主义者同时可以认同“自由、平等、权利”为可贵的价值，但并不认为它们是天然的，而是社会组合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在大多数人的认同下，在条件成熟时渐进地引入。

总的来看，一个政治制度的构建，除了涉及一些共通的价值观外，也涉及信仰、宣示、前提、妥协、取舍。就算是一些共通的价值观，也可以因其以唯心还是唯物为基础，因而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理解。

代议制度取代直接民主

西方在十八、十九世纪恢复使用的民主制，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原装版本有很大差别。希腊实行的是直接民主，由有资格的公民直接投票决定群体的重大事务。美国立国以来的民主体制，则为代议制民主。除了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使用“公投”，公民并不直接决定社会的大小事务，而“公投”这种直接民主手段，多不为支持西式民主的学者及政客欢迎。

事实上，设计代议制度也是要防止直接民主必然出现的民粹主义。代议制度的推动者Edmund Burke在1774年对一些地方选民讲述这个问题时，指出政府的管治与立法，是需要理性及作出判断的行为，不是一时的倾向。政治代表不仅只有卖力，更要有独立的判断。如果他只顺从选民的意愿，并不是为选民服务，就是背叛了选民（大意如此）。

香港回归前，立法局议员是委任产生的，各有其界别背景，上任前政府都会告诫他们，在立法机关内，他们所作的发言及决定，应以全香港的福祉为基础，而不是从他们各自界别的利益出发。这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但不是现实。在委任制度下能达到这种理想尚有点可能，在选举制度下，则只会是一个美丽的幻想。近代民主理论是建立在一个放任的自由前提下，即社会上的群组、利益集团、个体可以自由集结、发挥，通过公开及不公开的程度，争取自己的利益。

西方选举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机制，就是以下一次选举作为对议员问责的牵制。如议员的表现违背了大部分选民的意愿，他将在下次选举中冒败选的风险。故Edmund Burke上述的崇高要求，与选举政治的基本运作是不一致的。

代议制度（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实际上是掏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内涵。选举制度与其说是选代表，实际上是“选主”。当选者不是代表，而是替代人民作决定。这不是要否定选举机制，只是指出选举的真正性质和运作实情，它与一些民主理论所宣称的并不一致。

竞争性选举作为制度核心的理论

自由、开放的选举，是西方民主体制的结构核心，制度设计以此体现其“人民作主”的核心价值。这理论建基在“主权在民”的理念上，然后将一个选人的程序，说成是一个授权的过程。但选举其实并非授权程序。有论述者更将这个程序演绎成体现公众意志（general will)的方式。在这三个论述基础上，民主理论进而将选举演绎为政权、政府合法性的来源，是必需具备的原素。这种论述将人民主权、授权、合法性捆绑在选举机制上，使选举变成整个制度的核心。

竞争性选举作为合法性来源的说法，其实是一种信念，或者信仰。但也不能否认，从公民参与的角度而言，选举制度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对建立自己当家作主的“感觉”，对胜选上位的政治人物的承认和接受，对建立公民对政治体制的认同感，都有非常大的效果。问题是，这是否就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这种合法性在国家治理失效时，会不会同样有效？

西式的选举前设是自由、平等与权利。故选举权要普及、平等，每人的票值尽量平等：有自由开放的参与，提名门槛低，各人可自由参选；社会上的群体要有结社自由，各种利益、族群、政见，可组织共同体，维护及扩大自身的利益及权力，组织或支持政党通过选举，自由博弈，争取上位执政。政党及参选人可以以各种手法拉票，只要不违反法律。选举过程中，各方各派各党通过公开辩论，争取选民的支持。其假设是选民通过这些程序，可以充分了解各种选择，从而作出明智决定。

此外，选举过程中还有两个非制度的但又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金钱，花钱支持或反对某候选人被认定是体现言论自由，如没有相当的资源，就连参选也不可能，能投下大量资金已成为参选及胜选的必要条件。二是大众传媒。在言论开放下，舆论平台的操控变成选举成败的重要因素。而这方面的公平公正，只能以行业的专业操守作为制约，产业开放作为制衡。

在这样的制度设计和操作环境下，社会出现分裂，强化、突出分歧是必然的结果。美国的政治生态搞成现在的状况，要解释的不是为什么变成这样，而是为什么到“现在”才出现这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