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沙烨】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繁荣的时期，也处于近几十年以来收入最不平等的时期。短短四十年，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排名第十跃居第二。在这过程中企业家群体获得了惊人的财富，仅大陆地区十亿美元级富豪就有688个，居世界第一。但在巨大的总体社会财富之下，也有着巨大的社会不平等。2017年中国基尼系数高达0.467，有3046万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市场学派人士的眼里，企业家的所有财富完全通过市场行为获得，他们在市场中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交易双方自愿，也对交易双方有利。通过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在追求私利的过程中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最优分配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一个企业家只要是市场经济中的强者，就已经对社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无疑，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习近平曾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但习近平也曾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如何用相对理性的分析，来理解企业家的财富责任，和社会再分配的公正性？

每个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不同的。要针对中国社会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在中国的历史语境里，回到市场经济理论的本源。

5月22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研讨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致辞（@人民网）

一．市场的外部性

在市场经济思维盛行的中国，要理解市场派观点的局限性，我们必须用市场经济的分析方法来打破市场经济的迷思。在这里我们回到一个市场经济理论的概念：外部性。

外部性最早由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指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即社会成员从事经济活动时其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该行为人承担。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科斯在他的科斯定理里提出，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外部性问题可以用市场交易手段来解决。

但科斯没有看到的是，把市场经济放在一个更大的政治和历史的框架下，很多外部性问题是永远无法用市场来解决的。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尤其如此。在当代中国产生的任何财富都和以下三大外部性因素有关：

建国外部性

不言而喻，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现代国家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如果在1931年日本侵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刻，没有中华热血儿女们前仆后继，和日本法西斯主义在中华大地上殊死斗争，那么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都会被改写。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和所有积累的财富，都不会存在。

在抗战中，中国直接死亡人口近二千万，其中山东省、江苏省、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等地区死亡人口最为惨重。这些为抗战牺牲最大的地区和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里受益最大的那些地区没有直接关系。相反，现在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反而是抗战中人口死亡相对少的。抗战的先烈们不是为自己的后代和亲友，而是为整个全民共同体献出了生命。

这些牺牲没有也无法被市场合理定价。但是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可以知道，它们的价值绝对不菲。你愿意用多少财富换取和平，换取生命，换取不被异族奴役？答案绝不会是小数，也许是你一半的财富，也许是更多。

前三十年外部性

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是个一盘散沙的农业弱国。从1949到1978年，中共举全国之力，完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变革，工业体系的建设，和人力资源的积累。一路虽有挫折，但三十年里国家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土地改革和妇女解放等政策，让社会结构扁平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工业产值方面，产钢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增加到1978年的3178 万吨，增长近200倍。全国发电量从43亿千瓦时升到2566亿千瓦时，增长近60倍。在人力资源方面，婴儿免疫接种率从解放前几乎为零升到接近100%，人均寿命从解放前的40岁增加到1978年的68岁，识字率从解放前的低于20%升到1982年的77.2%，在校高中生人数增长了60多倍，达到1292万人。

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视察南京无线电厂

这些成就为随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源基础。这是全民族二代人，通过三十年的共同努力，为整个民族和后代打下的基础。

在这三十年的奋斗中，无论是政府官员、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和农民，每个人所得到回报都不以市场定价。按照市场经济理论，他们中很多人可以获得很高的收益。他们有的掌管大型国营企业，有的海外归来报效祖国，有的扎根大漠为祖国研制“两弹一星”。但他们所贡献的价值没有丝毫留在自身，而是完全给予了我们的全民共同体。当改革开放释放出市场的魔力后，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往往不是市场经济中的受益较多的人群。他们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而市场的弄潮儿却往往是另一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