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外部性

1978年12月，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从设立深圳、珠海等特区，到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到设立浦东经济开发区，从国企改革，到设立证券市场，到住房市场化，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让市场优先在一些地区和行业生长的历史。这些地区和行业是被政治力量允许先富起来的行业，所获得的机会不是源于市场竞争，而是政府顶层设计的结果。在这些地区和行业市场中的企业家，享有政策特许的红利，有着全国大多数人民无法比拟的优势。而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吸引优质的企业家，给出了包括财政补贴、土地优惠、税务返还等各种激励政策，把前几十年积累的公共价值相对优惠地赋予了企业。

前三十年积累的数以亿计的人力资源大多没有享受到这些地区和行业的政策红利。他们参与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提供他们的劳动。前三十年的教育普及让这些人不再以务农为满足，充满了对现代生活的向往。由于市场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低于半数，这就造成了在改革开放后的大多数时间里，对市场经济体来说，劳动力始终处于一个供大于求的状态。劳动力的定价权完全在资本方。资本在市场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能获取超额的利润。

2018年8月12日，哈尔滨道里区，一群来自千里之外湖北孝感的农民工迎着朝霞赶往工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被充分调动了起来，形成了一股人口红利（@东方IC）

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为了鼓励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保护采取相对延缓的态度，劳动力的价值被资本最大地挖掘。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8亿人。这些人背井离乡，远离自己的骨肉和亲人，在异乡承担超强度的工作，而所获得的只是资本愿意支付的最低市场报酬。

在市场经济中兴起的中国城市精英阶层，更是享受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富有家庭都不能享有的服务。他们大多生活在最先受惠于市场的城市。他们可以有住家阿姨，看小孩的保姆。这些阿姨和保姆用全天候的工作时间，让她们所服务的家庭能有更多的时间在事业和孩子的教育上。她们用所有的时间看护别人的后代，却不能陪伴自己的孩子。市场赋予这些城市精英的优势，在他们的下一代身上进一步深化。

二．牺牲红利

很多学者试图解释中国四十年的经济奇迹，有的用人口红利，有的用后发国家优势。但纵观中国过去八十多年的历史，从1931年日本侵华那个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到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推动中国从历史的谷底艰难回升的最大因素，正是我们民族的牺牲精神：

从抗日战争到建国，中华民族中的先烈们，为整个民族的存亡，为拥有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用生命作出的牺牲。

建国后的三十年里，全民族两代人的共同努力，完成了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基础的建设。这两代人为了后人的幸福，而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牺牲。

改革开放以来，为响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劳动人民用汗水、辛劳和骨肉分离，为市场经济的起飞所作出的牺牲。

这些牺牲，才是中国能走到今天所真正依赖的红利。中国的牺牲红利！在市场经济的每个行为中，每个交易中，都能看到这些牺牲红利的影子。但是这些牺牲无法被市场定价。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开始的起点，和赖以发展的外部条件。这些人为市场经济提供了起点和赖以发展的条件，但是他们自身，他们的后代，却不一定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受益者，很多甚至是市场经济中的被遗忘者！

三．共同富裕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完整受益于这八十多年牺牲红利的群体，企业家们通过市场经济的机制，完成了财富积累。在这个时刻，他们对那些牺牲者应有怎样的态度和责任？

在邓小平在谈到改革开放时说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这里“让”的隐含主语是统治中国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了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共同体，给了一部分人和地区各种制度优势，赋予了这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机会。但是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是共同富裕。邓小平还说：“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这也是全民共同体对先富人群的期望。

习近平也多次强调共同富裕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基于中国国情的结合体。它包含着用市场经济来激发个体的能动性，推动经济建设；用社会主义制度来推进共同富裕，最后达到社会公正。

每一个中国人，只要生于这个国家，就和这个国家的历史、文明，和同胞有了一个不可撤销的契约。这是一个以二千万人生命的代价写成的契约。这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契约，一个人民共同富裕的契约。而这个契约又在建国后三十年和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通过所有人民的共同牺牲深化并升华。

这个契约，就是今天中国企业家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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