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中美两国关系在许多方面继续保持着合作：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往来，对全球变暖的共同关切，多形式的文化交流等。但是，只要对美国决策者及其智囊们的文献有浮光掠影的了解，就能看出两国建立更深层合作关系道路上的重重阻碍——两国的战略目标互不相容，透过表象来看，二者都不是安于现状的大国。从长远来看，中国不会任由远隔万里的美国在其家门口的东海以及西太平洋沿线实施海洋霸权，这是一种公然的对本地区的帝国主义干涉。如其他大国一样，中国会努力掌控自己的海域。

在这方面，美国当下并不仅限于遏制中国。作为美国最杰出的中国研究专家之一，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eedberg）明确指出：“脱去外交辞令的外衣，美国战略的终极目标，就是促进一场革命——哪怕是一场和平的革命——来推翻中国的一党威权国家，并以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取代之。”换言之，美国的目标不仅是要维护它在太平洋的控制权，而且是政权更替。这些目标之间的冲突仍然被掩盖着，但要是认为冲突会轻易消失，那不过是幻觉。弗里德伯格指出，两国都认为，时间站在自己这一边。

“全球化”与大国协调

这一现状在哪些方面偏离了本世纪大国协调的前景呢？资产负债表至今仍然隐晦不明。一方面，这样一个体系的物质基础毫无疑问是存在的，这就是流行语“球化”的真意，即对后现代资本主义实践与原则的共同拥护，在这一资本主义形态中，金融市场将世界上各个国家和经济体结成日益紧密的互联网络，在这一网络中，对单个国家的危险变成了对全体的危险，正如2008年的危机以及整个世界迄今尚未摆脱的漫长余波所证明的那样。

在这个物质基础之上，出现了一个广泛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上层建筑，体现为世界领导者们之间的持续会晤与商讨，以及关于“国际社会”的一套修辞：这一社会由全体国家组成，并致力于解决共同问题。对这一叙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版本，但核心主题是相同的。笼罩在这个国际社会之上的，是超级大国的安全框架。

如果这就是国际图景的全貌，那么合作性的大国协调早已蓄势待发。但是，存在着一个潜在的全面阻碍力量。霸主并不满足，或者尚未满足于主导一个由全球资本主义（planetary capitalism）所统合的秩序，在这个体系里，它必须尊重其他大国的地区利益，以维护秩序的稳定。相反，在两个主要方面，它违背了维也纳会议体系借以建立大国协调的基本准则。

首先，作为冷战的赢家，美国并没有创造和解基础上的和平，而是向失败者施加充满羞辱和报复的惩罚性和平，一反当年欧洲的反革命政治家们对法国的态度。

其次，美国显然并不满足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共识之上的世界经济体系，更希望进一步追求世界政治体系的霸权化：如弗里德伯格所言，单单资本主义是不够的，必须是按美国标准所描述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这也违背了旧的大国协调体系原则，旧的体系只确保革命得到镇压，从不试图把特定类型的君主制强加于其成员，而是谨慎地尊重成员国的自主和多样性。

这种超级大国的自我标榜能持续多长时间呢？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曾使美国在一个世纪内谋得重利，如今却已经不利于美国的发展，美国在国际产出中的份额下降，国内因收入增长停滞引起的动荡与日俱增。单从经济趋势推断，完全可以料想到一个美国荣光不再的未来世界。

那时，美国将会面对众多替代性权力中心——中国、欧盟、印度——这些国家虽然还达不到美国的军事影响力，但它们的人口规模都大于美国，在经济资源上也相当或接近于美国。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和唯一帝国主义霸权国家的霸主地位将成明日黄花。

但那时，霸权会消失吗？不会，如果我们记起霸权这个词汇的另一个更深的含义，它并非来自修昔底德（Thucydidies）和希腊（Greek）城邦，而是由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通过分析列宁（Vladimir Lenin）和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而提出的，它并不指涉国家间的权力秩序，而是直指社会中的权力体系。

如果世界是由诸多国家组成，并且这些国家都认同今日所理解的自由市场和自由选举学说——即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标准样式——这一社会秩序将拥有空前的霸权力量，却不需要任何的传统霸权实体。更严峻的是，这既不是空想，也不在任何方面与当前的美国的帝国功能相矛盾——这在美国最清醒的理论家们的评估中已得到印证。

2003年7月，即伊拉克战争几个月后，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发表了著名的文章《不动声色的霸权：掌管世界的十条规则》（Supremacy by Stealth —Ten Rules for Managing the World）。文章铺陈的两个主要观点，迥异于“修昔底德式霸权”，而应和了“葛兰西式霸权”的两大要素。在第一个观点中，由于新时代“人员和资本的大规模流动，稀释了主权的传统含义”，卡普兰借用来自哥伦比亚（Colombia）、也门、萨尔瓦多（El Salvador）、阿富汗、蒙古（Mongolia）和西非（West Africa）等地公开或隐秘的战争经验，力图找到一套有效的基本原则，以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实践，他将这一实践表述为“为航空和信息时代而设计的、没有殖民地的美国霸业（imperium），在这一时代，人员和资本的大规模流动，稀释了主权的传统含义”。

总体的原则，如其所言，是“轻而致命”（light and lethal），即运用“力量的节约”来达到关键目的。他认为，这是冷战最后十年的历史经验。他写道：“1967年，我们‘默默无闻的专业人员’，在玻利维亚（Bolivia）协助追捕并处死了引发半个地球骚动的埃内斯托·切·格瓦拉（Che Guevara）。在萨尔瓦多的五十五名特种部队（Special Forces）官员的业绩，超过了在越南（Vietnam）的五十五万多名士兵。智利（Chile）虽遭受了皮诺切特（Pinochet）的恶行，但私有化仍然使得后阿连德（post-Allende）时代的智利成为拉丁美洲唯一可与亚洲四小龙相抗衡的经济体。在西半球，美国对政治现状毫不掩饰的形塑，不需安理会的支持，但同时，它也不想陷入泥潭。”

2017年9月4日，中国福建。2017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福建厦门举行，2017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左)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上会面。（@东方IC）  

卡普兰更指出，这种渗透模式如今已经成功扩展到美洲之外。“尽管在许多地方，我们没有像昔日的英国一样站稳脚跟，但我们的军事实力，以及配套的训练和养护，仍然有助于我们与当地政权的结合，‘9·11’以来，美国情报人员已经秘密遍布于各国的情报机关、军队和警察机关”。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更迅捷、有效地秘密使用暴力。

卡普兰还预见了奥巴马任期内无人机的发展，他认为：“未来的科技，比如可以像大核弹头一样制导的子弹，以及可以追踪个人神经信号的卫星，将会使暗杀的可行性大大增加，并让美国在追杀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那样的统治者时，降低对平民的伤害。至于国际法，只有当战争作为与和平对立的另一种状态存在时，才有意义。由于战争的爆发越来越不对称，出其不意成为最重要的变量，能用于跟国会或联合国进行民主磋商的时间越来越少，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军政要员必须因势做出闪电般的决定。在这种条件下，所谓来自国际社会的批准将会逐渐被架空——即便各方都严肃地否认这一点。”

当全面的军事干涉不可避免地来临——例如伊拉克的情况——美国就应该重拾它在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后粉碎菲律宾（Philippines）起义时所用的手法。

卡普兰的上述思考完全可以被视为当代美国军国主义最令人胆寒的目录，公开而无情地彰显着美国新的总体力量。但这一看法的真正兴趣在于其对于“同意”（consent）——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另一面——富有远见的构想。在此，重要的不是卡普兰冷静罗列出的美国帝国霸权实践，而是他所描绘的美国战略视野：

正因为它们引起剧烈变迁，自由主义帝国——如威尼斯（Venice）、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和美国——为自己的失败埋下隐患。因此，它们必须异常狡诈。

权力的目的不是权力本身：从根本上说，它是为了维持有序世界的关键特征这一自由主义目的。这些特征包括对财产的基本尊重、政治稳定、从务实视角理解的自由理念、经济自由以及从文化视角理解的代议制政府。目前，正是美国的力量，也只有美国的力量，才能够作为一个组织原则，推动自由市民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在世界历史上一个充满危险和动乱的时刻，美国肩负起了这一责任。

旧的冷战体系曾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作为国际事务的主导范式，但现在显然不复存在了。那些未来可能扮演地区稳定力量的势力——印度、俄罗斯、中国和欧盟——各自面临不稳定、力量未充分发展或是不自信、不自由的问题。二三十年后，孕育新体系的条件可能会成熟，这一体系中有多个有影响力的行动者，以不断有机演化的依存关系为基础，组成新的政体结构。

但是，在那个时代来临之前，维持最低限度的秩序和稳定，仍主要是美国的任务。如果我们足够明智，就能认识到一个基本事实：我们是一个短暂的帝国霸权，我们受命经营一个帝国，而这个帝国等待着自己被淘汰。

结语

所有的历史图景都有缺陷，而所有的霸权都是不完美的。但如果我们不仅观望这个充斥着美国强势话语的当下世界秩序，也翘首以盼它的未来走向，我们就不应无视这一未来构想的内在逻辑。从历史来看，作为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一般都需要一个单一霸权来制定规则，并监管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嵌入民族国家的资本阵营之间的互动表现。

历史上缺少霸主的时期通常都是不稳定的时期，此时另一种意义上的霸权——不是一个资本阵营对另一阵营的稳定支配，而是在各个资本阵营内部，资本对劳动的支配——也受到威胁。

今天，美国霸业最深刻的理论家们所预期的，是一个不需要霸权充当国家间稳定器的新国际秩序，在这一秩序中，霸权性的稳定已经在各国内部得到普遍的保障。这一变化的发生条件被卡普兰总结为 “自由市民社会的全球扩散”，以及世界主要国家间“不断演化的有机依存关系”。

就前者而言，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都会沾沾自喜地统计全球“开放社会”和“正常运行的市场民主体制”数量，以及落后国家在这两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至于“不断演化的有机依存关系”，除了持续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G7 Summit）、八国集团（Group of Eight）甚至G9峰会，还有东亚与美国间互嵌的依存关系——东亚向美国市场出口商品，美国向东亚的银行出口债券，跨领域的国际投资力量使各个领先国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为互利共荣而努力，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关于这种世界体系该如何被称呼，我们有两种均来自德国但却大相径庭的描述，对18世纪末的康德而言，我们面前最终会出现梦寐以求的诸共和民族的联盟，它被称为“永久和平”；而对20世纪初的考茨基而言，届时我们将会沦为一个被他冷峻地命名为“超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的秩序的臣民。一切皆无定数，但我们应该铭记这些可能性。

（本文摘自2017年11月辽宁人民出版社《新周期：逆全球化、智能浪潮与大流动时代》一书，汪辉、王湘穗、曹锦清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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