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1世纪，昔日奥斯曼帝国的中东（Middle Eastern）属地及其在穆斯林（Muslim）世界的外围地带，爆发了同样的地区骚乱。在我们交谈的当下，正有七场战争在这一区域发生或持续扩大：从利比亚（Libya）到索马里（Somalia），遍及也门（Yemen）、叙利亚（Syria）和伊拉克（Iraq），一直延伸到阿富汗（Afghanistan）和巴基斯坦（Pakistan）。甚至在欧洲，如前南斯拉夫（the former Yugoslavia）的命运所昭示的那样，奥斯曼统治遗留的冲突和混乱，至今仍未完全消失；在阿拉伯（Arab）世界内外，欧洲殖民主义（European colonialism）和西方世界对石油的需索，延续并激化了这些奥斯曼历史遗留问题，以至于稳定已成为这一地区遥不可及的夙愿。

独一无二的霸主：美国

到底是谁在挑起这些地区的战争？正如其前任一样，当代大国秩序并不是平等者之间的联合体，等级制度始终暗藏其中。然而，不同于复辟时代的欧洲（Restoration Europe），现有秩序内部不存在两个霸权力量。美国依然享有“后冷战时期”（post-Cold War）无可撼动的独尊地位，享有诸多众所周知的战略优势——巨额财富、优质教育资源、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备力量、国际储备货币等等，但最常引发质疑的就是美国的债务问题。当美国要依靠对手的资助来维系自己的贸易国地位时，它要寄望于何种方式主宰一切呢？

对这一点，其辩护者指出，虽然美国如今持有的公共债务数量几近国民生产总值的96%，但仍低于1945年的相对值，也同样低于现在的日本，相比英国在战胜拿破仑次日近270%的峰值，更是九牛一毛——彼时英国即将迎来扩张成为世界帝国的黄金时代。当然，与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债务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债务不同的是，美国的持债者多来自海外，接近于历史上典型的半殖民地国家债务形式，而非帝国主义国家债务形式。

但是这些债务支撑起美国的庞大进口额——主要是中国和日本，作为美国债务的持有方，他们也需要通过对美出口以维持自身的经济增长——加之其所拥有的债务量已经十分巨大，如果债权国抛售债权，将会引发所持债券价格灾难性的下跌。由此可见，债务国和债权国互相绑架了对方。辩证地看，大国间结构性冲突最大的潜在爆发点，正是其经济利益上互相依存的最有力确证，而任何新的大国统治也必须建立在这一依存性的基础之上。

美国的霸权地位虽处于外部赤字的阴影之下，但尚未受到实质影响，得益于两个方面。其一，在意识形态上，大国之中，唯有美国致力于输出自由市场与自由选举的资本主义自由（the capitalist liberty of free markets and free elections）信条，原则上这一信条可以适用到任何地方。其他大国的官方立场都是特定国内环境的产物，他们既没有能力实现类似水平的普世化，亦不以此相标榜。中国的情况即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中国拒绝任何将自己塑造为他国的模范的主张，更不必说更加力所不及的俄罗斯和印度了。

美国的地理环境

欧盟也同样如此，在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它几乎都和美国一样，就是多了那么一点装腔作势，但作为一个异于他者的超国家政治体，置身于这样几乎全由民族国家构成且由最古老、最强大的国家领头的世界格局中，它缺乏广泛的号召力。另一个支撑起美国霸权地位的条件，自然是它独一无二的地缘优势：美国独据大西洋与太平洋两个天然屏障，使之能与对手在地理位置上隔绝开来；而其他大国都与潜在或事实上的对手接壤，如欧盟与俄罗斯，俄罗斯与欧盟、中国，中国与印度、俄罗斯，印度与中国、巴基斯坦。

并且出于各自的国内原因，这些国家从根本上保持了内向性，对它们而言，外部问题往往受制于内部局势——这也是它们常常迎合美国霸权的原因。在这个辐辏结构中，各方与华盛顿的关系总是比另外四方内部的相互关系更为重要。而霸主美国恰恰相反，它是当前大国体系中唯一真正外向的国家，美国领导人在国际问题上的关注经常比在国内问题上更持久,其行动也更为果断。

因此，美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即便在原来的大国协调秩序中亦无能出其右者。正如我先前所述，一度共同掌握欧洲霸权的英国与俄国，在当时的世界舞台上也互为竞争对手，因此这一霸权自身更为松散，也易为当时“五大国”的另外三国——奥地利（Austria）、普鲁士（Prussia）和法国所容忍，因为英俄两国占据了欧洲大陆的双翼，在另外三国所处的欧洲大陆中心并无直接存在。相较之下，美国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霸主，此种霸权连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都未曾达到：美国在五大洲都设有军事基地，能在24小时内向世界任意地区投送大量精锐部队。

这就意味着，不同于19世纪英国或俄国的地位，美国能够任意干预其他大国所处的区域环境，而其他国家在美国所处的西半球区域都无法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美国实际上能以拒绝或命令的方式公开指示其他大国，告诉它们能主张哪些领土：禁止中国与俄罗斯收复其历史上曾拥有的台湾与克里米亚（Crimea），同时命令欧洲吸收土耳其（Turkey）入盟。

星罗棋布的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基地

其他诸国的角色

通过以上几种方式，美国超过了19世纪欧洲协调体系中两位联合霸主的地位。如果我们以其他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合作程度为指标，来评判21世纪大国协调体系出现的可能性，那么当今其他大国的角色较之当年又如何呢？如果以2000年前后若干年为基准，这种合作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足以让人相信新的世界体系正在形成。

毕竟在21世纪初，美国已能够在俄、印的援助下入侵并占领阿富汗；它还能够获得安理会的支持和协助，占领伊拉克；同时对伊朗实施经济封锁；欧盟和北约（NATO，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势力毫无阻碍地就扩张至俄罗斯的边境；印度成为美国的核伙伴。海湾战争（Gulf War）之后，老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总统宣告在主要大国共识基础上建立“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当时无人提出反对主张，而十年之后的情况看来是对他的确证。

今天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首先是国际体系的显著变化，动摇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回望拿破仑战败后的欧洲协调体系，成员国包含四个战胜了拿破仑的国家：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也包括完败的法国——拿破仑曾经统治的国家。在维也纳会议重组欧洲势力版图时，战胜国出于谨慎并没有怠慢法国——不剥夺其原有领土，不将其排除于协调体系之外，也不以其他方式对其进行严厉惩罚。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敏锐地意识到，它们在法国扶植的波旁（Bourbon）复辟王朝缺乏民众支持和民族的合法性（national legitimacy），这些战胜国担心，把一个过于屈辱的和平协定强加于法国，只怕会侵蚀这个王朝的政治基础，最终酿成他们最恐惧的另一场法国大革命。反革命的审慎态度促使他们对战败国法国采取了温和的处理方式。

苏联的覆灭意味着西方世界最终成为冷战的赢家，与当年反法同盟（War of the Fourth Coalition）击败拿破仑一样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再次重演，然而此时西方世界已不必像反法同盟对法国所做的一样，从外部强加任何复辟政权。

1992年6月1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美期间，在白宫答记者问（图片来源：东方IC）

叶利钦（Boris Yeltsin）时代的精英们在后苏维埃（post-Soviet）时代心甘情愿地投入资本主义阵营，其热忱甚至远超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s），与此同时他们满腔热情地接受了美国在经济和外交上的领导。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对当时的俄国外长科济列夫（Andrei Kozyrev）有句著名的评价，形容他更像是美国驻莫斯科领事。苏联解体使俄罗斯失去了原属沙俄（czarist empire）的大片地区，包括18世纪甚至更早就已划入俄国领土的斯拉夫地区（the Slav lands of Ukraine and Belorussia）。

叶利钦为了谋权放弃了这些领土，加上大规模的腐败和政府经济管理上的无能，所有这些都极其不得人心。为了使经济重回正轨，普京（Vladimir Putin）在上台之际，也极力迎合美国。但是，得到欧盟支持的华盛顿不顾本国强硬派冷战人士的警告，公开蔑视俄罗斯，违背老布什的承诺，把北约扩张到了俄罗斯边境，企图直插俄罗斯的后院——高加索地区（Caucasus），还试图在乌克兰（Ukraine）扶植亲美政府，以达到对俄罗斯的合围。

此举招致俄罗斯的反击，俄政府收回克里米亚作为报复。此后美国和欧盟对俄实施经济制裁，时至今日俄罗斯仍深受其苦。换言之，西方遵循了一条与维也纳体系战胜国完全相反的道路，一改当时在处理法国时的谨慎，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压制。导致12年前热衷参与美国所界定的“国际社会”的俄罗斯走上修正主义之路，它拒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现状，并志在扭转这一格局。

然而俄罗斯所谋求的改变是极其有限的，其主要诉求是，尽管人口和领土大大减少，俄罗斯仍应被承认为一个值得尊敬的大国。为了重获这一地位，俄罗斯在中东积极部署军事力量，以挫败美国和欧洲国家意在推翻叙利亚政府的行动——俄罗斯这一行动本质上是解除制裁的谈判筹码。

这些行动不会对美国主导的金融和商业体系构成威胁，相反，俄罗斯的精英们仍试图融入这一体系。知晓这一情况的美国精英们也寄望于此，所以他们对俄罗斯的经济压迫至今还没有放松的迹象。只要这样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想要回到使完整的大国协调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其前景阴云密布。

那么，在潜在的21世纪五强统治之中，另外三个大国又如何呢？欧盟面临着英国迫在眉睫的脱离，也面临着紧缩政策和移民涌入所导致的民怨，更不必说欧盟内部南北国家群体之间以及东西国家群体之间与日俱增的政治分歧。在此境况中，欧盟已经不再自命为照亮人类未来的光明灯塔。

深陷于不断加剧的内部问题中，欧盟在国际舞台上早已不是一个自主行动者。虽然实际付出了远高于美国的代价，它仍顺从地执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并遵守美国对中国的设备贸易禁令，协助美国在北非（North Africa）和中东的军事行动。它的自主空间仅限于与华盛顿的财政、商贸争端问题上。

印度虽然经济发展迅速，且也在寻求与美、日建立亲密战略伙伴关系，但它受到一系列因素牵制：东北部和西北部的维稳压力，与巴基斯坦的持续冲突，加上国民教育水平和基础建设方面的滞后，使其无法在国际上扮演与其人口规模相称的角色。

最后，中国又怎么样呢？从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访华到克林顿（Bill Clinton）的第二个任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大约30倍，在此期间，中国在安理会只行使了一次否决权；而在1997年到2007年的1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倍，2011年到2014年的3年间，又增长了4倍。

1992-2012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

中国上一次独立行使否决权还是在1999年。自那时起，中国的所有投票都和俄罗斯一致，而后者运用自己的否决权更为任意，虽然不如美国那么频繁——美国在这方面一直是冠军。而中国在行使否决权上态度的变化，其意义不言而喻：在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遵循了中国六朝时代的格言：“韬光养晦”，即“隐藏实力，等待时机”。近年来，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韬光养晦”开始让位于“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