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背后的“美国力量”

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挫败了西德和日本的竞争后，20世纪80年代又面临着来自“亚洲四小龙”的竞争，这些经济体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和经济增速均高于美国。尽管这些经济体的规模相对较小，对美国的竞争威胁远远完全低于德国或日本，但美国依然故技重施。

“亚洲四小龙”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甚至高于西德和日本——新加坡于1984年达到46.2%的峰值，韩国于1991年达到了39.0%。相应的结果是增长极快——1984年新加坡GDP年均增速为8.5%，1991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9.7%。

但这些经济体的关键弱点是，东亚一些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内储蓄不足以为如此高的投资水平提供融资。到1997年，泰国和韩国的国内储蓄都不足以为本国固定投资提供融资——他们只得从境外筹集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资金，甚至包括短期银行贷款。到1996年，每年有1100亿美元流向亚洲，主要是银行间同业拆借贷款，而不是股权投资或其他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资。[12] 

为方便这些短期资金流入，一些东亚发展中经济体被说服放开国际资本账户。1997年，取消资本管制反过来又允许资金流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在当年引发了毁灭性的亚洲金融危机。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此指出：“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推进过快，可能是造成这场危机的最重要原因。”[13]

亚洲金融危机中破产的股民（图片来源：网络）

尽管美国1971年前后处心积虑的单边行动直接减缓了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速，但对于美国是否有意促成1997年危机以减缓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速，各方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但显而易见的是，当危机爆发后，美国就推波助澜令形势变得更糟，并反对旨在减轻危机的举措。特别是，美国在当时强烈反对日本关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以提供应对这场危机所需资金的提议。

就目前而言，没有必要判断美国政府在这场亚洲金融危机中所采取政策的主观意图，但一定要认识到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这场危机中的境遇与西德和日本曾经经历的境遇并没有什么不同。经历这场危机后，遭受重创的亚洲诸经济体固定资产投资急剧下降并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其经济增长速度也大为下降。为便于大家对此有更直观的认识，图6呈现1996-2021年精确数据：

·新加坡总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37.5%降至23.2%；

·韩国总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37.5%降至31.4%；

·马来西亚总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42.5%降至19.3%；

·泰国总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41.7%降至23.6%。

图6

在总固定投资下降的影响下，净固定投资也呈现出同样的模式。以1996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和2020年最新可用数据之间的差异为例（见图7）：

·泰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28.0%降至6.5%；

·新加坡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25.3%降至4.0%；

·马来西亚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23.7%降至-0.8%；

·韩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22.4%降至10.4%。

图7

在固定投资下降的影响下，增长方面的影响显而易见。如图8所示，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1996年到2021年韩国、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GDP年均增速均大幅下降：

·韩国GDP年均增速从8.0%降至2.3%；

·新加坡GDP年均增速从8.% 降至2.5%；

·泰国GDP年均增速从7.9% 降至1.7%；

·马来西亚GDP年均增速从9.6 降至2.5%。

图8

因此，无论美国是否故意引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无论美国在强加给该地区的解决方案中持有的主观意图是什么，结果是明确的。正如经济理论所预测并被西德和日本的经历所证实的那样，这场亚洲金融危机再次表明：只要迫使一个国家降低其固定资产投资，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然降低。美国的手段表明，迫使竞争对手降低投资水平，可减缓竞争对手经济增速。而美国则通过本国经济增长无法加快，但使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变慢的方法在竞争中取得成功。

中国不是苏联，但美国始终没有放弃诱导“经济自杀”

现在探讨美国的对华政策。在这方面，中国与西德、日本或“亚洲四小龙”截然不同。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政治和军事上都隶属于美国，美国可以利用这一点迫使他们采取维持美国霸权的政策，即使这违背了这些国家的国家利益。由于美国是德国和日本的军事保护者，美国可以向它们施压，要求它们重新评估货币，从而降低它们的竞争力，并采取诸如迫使这些国家降低其固定资产投资等其他破坏性政策（见图8）。换句话说，美国可以利用其统治地位“谋杀”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

但是，相比之下，中国在军事上并不依赖美国，因此美国不能像对待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那样，对中国采取同样的政治军事手段，以迫使中国进行同等规模的货币重估，以及迫使中国降低投资用于中国经济比重。再者，中国也并没有像“亚洲四小龙”中的某些国家那样，依赖境外资本流入为本国固定资产投资提供融资——恰恰相反，中国始终保持收支盈余，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内储蓄总额超过国内投资总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