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清楚高盛是否认真思考过他们的研究结论。目前，中国既是发展中经济体，同时也是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事实上，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高达34%的唯一原因是，这一数字包括了中国。如图2所示，除中国外的所有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仅为20%，除中国外的所有发展中经济体的这一数据仅为23%。

图2

无论如何，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大幅下降的后果显而易见。显然，如果中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下降到所有发展中经济体或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那么预计中国GDP增速也将跌向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水平，这意味着中国也将重蹈它们的覆辙，无法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这样的决定是经济上的自杀行为。

美国用这招打击竞争对手，屡战屡胜

事实上，削减竞争对手投资占GDP比重，来减缓竞争对手经济增速，这种手段对美国来说并不新鲜。相反，这一套路是美国历史上用得最多的，也屡战屡胜。特别是自二战以来，当美国发现其他主要经济体GDP增速快于它时，这样的手段它曾用过三次。这些倒霉的竞争对手是：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德国；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日本；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末的亚洲四小龙。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手段，源于它在二战后历史性地面临全新的经济形势。1914年之前，由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更高，美国超越了当时的全球超级经济大国——英国。除大萧条时期外，美国的经济增速也超过了取代英国的另一个强国——德国。

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发现自己面临一种全新的世界经济形势。史上第一次，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首先是西德，接着是日本，他们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和GDP增速开始远高于美国。

到1955年，西德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26.9%，美国则为21.9%；到1964年，德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更是达到30.0%。 同年，日本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34.6%，美国则为22.7%。

与这种变化相对应，到1955年，西德GDP年均增速为8.9%，美国则为4.6%；到1965年，日本年均增速为9.4%，美国则为5.1%。

因此，这是美国经济历史上第一次被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超越和击败，导致美国唯一重要的非美元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大量流失。1950年至1971年，美国黄金储量下降一半以上，从20000吨降至9000吨。

位于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面对这种竞争威胁，美国采取的手段不是加快自身的经济增长，而是利用政治和经济手段大幅减缓竞争对手增速，这种套路几十年来屡试不爽。美国是德国和日本的军事保护者，因此它可以利用强大的影响力来影响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政策。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利用政治强权迫使德国重新评估德国马克，从而降低其竞争力，并不再将其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美国对德国的军事保护是如何影响德国经济政策的，在1967年3月的“布来辛信函”中暴露无遗。该函是西德中央银行行长写给美联储主席的，他在该函中明确指出：

“偶尔有人担心，美国在德国驻军所产生的支出可能会导致美国损失黄金……当然，您很清楚，德国联邦银行在过去几年里并未将任何美元兑换成黄金……您可以放心，德国联邦银行未来也将执行这一政策。”

美国发现上述手段还不足以解决问题时，遂于1971年8月对其竞争对手（特别是西德和日本）进一步采取单方面措施。

8月13日，时值周末，美国暂停履行美元与黄金兑换的承诺，并对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的附加税。美国通知其他国家，只有提高本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美国才会取消这10%的关税。1971年9月下旬，美国同样单方面通知当时最富有的十国集团，它需要130亿美元的增益来平衡贸易收支，即从50亿美元的赤字转为80亿美元的盈余，对此没有商量的余地。在这种压力下，1971年12月达成的《史密森协定》将包括马克和日元在内的其他主要贸易货币兑美元汇率提高了11-17%。

这些措施并没有提升美国的经济增速。如图3所示，美国长期经济仍维持缓慢增长态势，但这些措施则极为成功地减缓了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和日本经济增长均有所放缓，不再超过美国。因此，那些在美国热衷于走对抗性路线的人已经坚信，通过减缓其他国家经济增速，而不是加快美国自身经济增速，就有可能赢得竞争。正如下文分析所示，这样的套路再次被美国反复使用。

图3

美国为了大幅减缓德国和日本经济增速，创造的最显著的效应就是削减了两者总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德国和日本总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峰值水平急剧下降——德国从1964年的30.6%降至2021年的22.0%，日本则从1969的41.2%降至2021的25.0%。德国总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降至接近美国的水平——略高于20%；日本总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和美国的差距，则从19.2%的峰值降至仅为4.2%。如图4所示，与峰值水平相比，德国总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下降29%，日本这一数据则为39%。

图4

但事实上，这一总固定投资数据大大低估了德国和日本投资下降的严重性，因为它没有将固定资本折旧（固定资本消耗）考虑在内，总固定投资的很大一部分只是用于更换消耗/折旧的资产，而不会增加资本存量及其对增长的贡献。图5所呈现的是美国、德国和日本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比较——世界银行提供的国际可比数据是从1970年开始。

图5

可以看出，1970年，也就是美国对德国和日本采取1971年措施之前，日本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21.9%，德国为15.8%，美国为8.9%。也就是说，德国和日本净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在GDP中对其资本存量增长的贡献分别比美国高6.9%和13.0%。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最新国际可比数据，2020年，美国净固定资本投资水平实际上高于德国和日本，其GDP年增长率也是如此。1970年至2020年，美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下降4.2%——从8.5%降至4.3%；德国这一比重下降13.5%——从15.8%降至2.3%；日本这一比重则降幅惊人，高达20.5%——从21.9%降至1.4%。因为日本资本存量年增长率极低，其GDP长期停滞就完全解释得通了。

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图片来源：网络）

按1970年水平计算，德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已降至峰值水平的15%，日本降至7%。不可避免的是，鉴于资本投资在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德国和日本经济增长急剧减速。因此，美国的竞争地位恢复并不是因为本国经济增长加快，而是因为受固定投资水平下降拖累的德国和日本经济增长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