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5年，“被通缩”几乎一直是挥之不去的关键词。11个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一直在2%以下，最低低至0.8%，而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更是延续了40多个月的负增长。2016年，中国经济周期调整棋到中场，仍然不可避免的要面对通缩问题。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卢锋赐观察者网专论通缩，从美日抗击通缩的经验，再谈到应对通缩的中国功夫。全文1.5万字，分为上下两篇，此文为上。下篇《应对通缩需用中国功夫》敬请期待。】

物价跟我们老百姓生活关系密切，一般情况下公众更关注物价上涨。例如2010年年底时任总理温家宝与广播听众交流，有一个听众提到物价上涨问题，说为什么涨价涨得这么厉害，当时还有一些“豆你玩”、“蒜你狠”、“糖高宗”之类流行语。温家宝总理中肯地回答说：你的一番话刺痛了我的心，并明确指出中央有决心有能力控制物价总水平上涨，接着介绍当时控制通胀具体政策。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通常情况下物价过速上涨关系民生，决策层会高度重视。然而现在与当年情况截然相反，目前我国面临物价下行压力，有关方面较多关注通货紧缩风险。如2015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回答记者问涉及通缩问题。针对记者提出有媒体认为中国出现通缩甚至输出通缩，李克强总理回答，从CPI表现看中国并未发生通缩，从进口价格较大幅度下降情况看中国是被通缩的。

在2015年博鳌论坛上，周小川行长强调必须警惕通货紧缩风险。可见通缩问题重要而敏感，是国家领导人与宏调部门负责人高度重视的问题。

在国内外财经媒体上，近年对于通缩警示与评论更是比比皆是。例如国内媒体在2011-2012年就有“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通缩”、“当前处于极严重的通货紧缩状态”的尖锐评论，近年有关“通缩风险加剧”、“通缩继续蔓延”的观点更是比较流行。国际上在后危机时期各种宽松刺激货币政策成为主流，支持这类政策出台的诸多动机因素之一，就是防范或控制潜在或现实通缩风险。可见分析通缩无论于理解发达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还是对理解我国当下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对通缩无疑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然而应力求建立在对通缩根源与影响进行比较客观分析基础之上，避免当代西方主流通缩理论与政策实践暗含的“通缩恐惧论”偏颇。围绕“反思通缩恐惧”主题，下面主要讨论几个层次内容。首先简略梳理介绍西方通缩理论的缘起和发展，然后结合日本和美国经济表现和政策实践通过三个国际案例分析通缩恐惧论的局限性，最后回顾世纪之交中国应对通缩的立场和政策，分析近年调整期中国物价走低根源。

从费雪到伯南克：西方通缩理论要旨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被称作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当代西方主流通货紧缩理论与针对大萧条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下表数据显示，大萧条期间美国一般物价下跌25%—30%，货币存量收缩30%，GDP下降四成以上，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史上最深重一次经济大收缩。经济学家从不同方面研究大萧条，形成一些重要理论发现，其中包括通货紧缩理论。有关通货紧缩理论文献汗牛充栋，我想介绍一头一尾两位有较大影响学者观点，从而对这套理论基本思路观点有点粗略了解。

    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部分宏观经济指标变动

第一位是耶鲁大学经济学家费雪（Irving Fisher）教授，他在1933年出版《繁荣与萧条》一书中提出债务-通货紧缩理论。他认为，负债和通缩是解释商业周期包括大萧条最重要的两个变量。过度扩张和负债推动繁荣与资产泡沫，资产泡沫破灭后出现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一出现，就会触发一个连锁链条作用导致通货紧缩更加严重，从而使得经济运行锁定在一个螺旋式困难加剧的萧条之中。

这套分析对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真实现象确实有认识借鉴价值，所以费雪成为通货紧缩理论的奠基性人物。

后来有很多人研究这方面问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在这一领域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应属大家比较熟悉的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教授。

伯南克在他80年代做博士论文时就研究大萧条，并重视费雪对大萧条提出的债务通缩解释的理论，对当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解释提出质疑。八九十年代，伯南克跟他的合作者建构金融加速器模型，以债务通货紧缩的理论作为基础，结合当代经济学的信息不对称、金融市场不完善等理论，发展出通货紧缩自我加强效应的分析框架。

这个理论首先假定企业除内部融资外还要外部融资，外部融资面临信息不对称带来交易成本等方面困难。贷方有时候很难识别借方未来盈利能力以及企业资信情况，可能会用一个替代变量作为识别指标，这个替代指标可能是企业目前盈利水平，以及企业资产负债表净资产状态。企业收入和盈利水平较好，更容易从金融机构获得信贷；反之也然。

依据这一分析框架，通货紧缩造成企业盈利水平下降和资产负债表恶化，金融机构会进一步收缩信贷使得企业正常贷款难以得到满足，从而给投资与经济增长带来额外困难，因而通缩自我强化效应会使经济落入萧条状态。反过来，经济繁荣时利润率较高，资产负债表改善，同时有利于外部融资并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