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以色列的长期占领与殖民。调解法塔赫哈马斯与斡旋沙特伊朗复交有一巨大差异，那就是后一组的行为者还是两个正常国家，前一组的行为者却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行为能力，对自身未来的控制权相对有限。

在西岸，以色列作为占领者，对巴勒斯坦政治与民生经济拥有巨大话语权，欧美也用援助经济勒紧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咽喉，阻止哈马斯加入团结政府。以色列的立场自不待言，其从以前就不乐见哈马斯存在，现在更无法容许伊朗主导的“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出现在西岸；欧美“捐助者”则一来偏袒以色列，二来不敢得罪犹太资本势力，三来真的视哈马斯为恐怖组织，所以始终与哈马斯保持距离。

基本上这一点就残酷表明，国际调解几乎不可能真正落实，因为以色列发放的工作许可、国际捐助资金都是西岸巴勒斯坦人的重要生计来源，只要以色列与美国不允许，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基本上就不可能举行包含哈马斯在内的真正大选。这一力道从2006年“四方机制”不承认哈马斯胜选那刻起，就一直持续至今。

2024年7月23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勒斯坦各派签署《北京宣言》之前，会见法塔赫副主席、代表团团长阿鲁勒（Mahmoud al-Aloul）。中国外交部网站

而这也解释了，为何早期调解巴勒斯坦的行为者大多是阿拉伯国家，因为欧美根本不乐见双方和解进行；阿拉伯国家虽也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捐助者，其份额占比却持续下降，所能发挥的话语权当然也相当有限。据巴勒斯坦财政部表示，截至2010年8月，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获得了5.83亿美元的预算支持，其中只有22%来自阿拉伯国家，其余的都来自国际捐助者，且以欧盟和美国为主。

而哈马斯虽被国际孤立，却在近年成为伊朗“抵抗轴心”的一环。后者当然是哈马斯存续的重要支柱，却不是巴勒斯坦和解的积极参与方，其逻辑就与以色列、欧美类似：哈马斯与法塔赫和解不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

在以色列看来，团结的巴勒斯坦将有更大能量反抗自己的殖民与占领，包括突破对加沙的经济封锁、抵御对西岸的持续渗透与割裂；在伊朗看来，团结的巴勒斯坦意味着哈马斯有可能会为“顾全大局”而放下武装，或至少降低与以色列的对峙，那么自己在加沙的多年投入等于一场徒劳。正因如此，即便伊朗、卡塔尔、埃及是中东少数能直接对话哈马斯的国家，伊朗却从未主导过类似进程。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访问期间，与伊朗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会面。X@Khamenei_fa

再来是1993年《奥斯陆协议》、2006年大选后导致的分裂态势。

如前所述，《奥斯陆协议》在巴勒斯坦内部制造出了两条路径，并被法塔赫与哈马斯分别主导，双方都在时间推移中产生了路径依赖，之后2006年的大选动荡便是分裂的全面爆发。不论是法塔赫与哈马斯，都不太愿意为了团结而彻底消融政治主体，且双方都在长年分裂中适应了新现实，建立属于自己的庞大官僚机构、武装部队，这当然也会加剧统一的困难。

其实从过往无数和解协议也可发现，双方虽然都在文件中承诺以巴解为唯一合法代表、同意组成团结民族政府，但真正到了细节谈判阶段，往往就很难实质推进，因为双方都不愿意自己的官僚机构、安全部队彻底归入对方麾下，尤其法塔赫与哈马斯都希望总理出身西岸或加沙，这点基本上很难在现有局面下找到共识：法塔赫认为只有自己才能争取国际援助，理应成为巴勒斯坦人的真正代表与门面；哈马斯则认为自己血战多年，一肩扛起所有巴勒斯坦反抗事业的重担，如今却要听命长期屈服以色列的法塔赫，是可忍孰不可忍。

了解完前述背景后再看《北京宣言》，这当然是巴勒斯坦和解的新一道曙光，但各方乐观之余，也不能忽略阻碍和解的两大背景：以色列长期占领、欧美不公衍生的援助经济枷锁，以及法塔赫与哈马斯在《奥斯陆协议》后对于分裂路径的持续依赖。

如今的加沙战争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哈马斯、法塔赫内部和解派的话语权，尤其哈马斯确实因为战火遭受严重打击，或许因此更有和解意愿，不会再像过往坚持某些底线与原则；但以色列占领、美欧偏袒的背景还是没有改变，尤其以色列不只正在加沙大开杀戒，还第一时间谴责了《北京宣言》，其外长卡兹（Yisrael Katz）甚至公开放话：这份协议在现实情况下不会成真，因为哈马斯的统治会被彻底击垮，而阿巴斯只会远远看着加沙。

2024年7月23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勒斯坦各派签署《北京宣言》之前，会见法塔赫副主席、代表团团长阿鲁勒（Mahmoud al-Aloul）。中国外交部网站

与此同时，欧美也没有改变立场的迹象。《北京宣言》问世后，欧美媒体最先关注的，不是检讨自己过去与现在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援助胁持，如何导致无数协议沦为废纸，而是讨论“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是否上升”，接着炒作两大议题：这份协议只有象征意义、中国正在威胁中东秩序。前者更多是追念过去欧美殖民且宰制中东的岁月，后者则更多是要大炒中国威胁论，同时模糊自己同样是以色列屠杀帮凶的现实。

从这点来看，《北京宣言》的问世与其说是要遂行某种政治野心，不如说是进一步揭露了现有霸权结构：从军备、经济援助、与以色列互动等各种角度来看，美国都是促成巴勒斯坦和解最有能量的一方，但华盛顿从来不进行类似努力，斡旋工作因此轮流落到话语权较次的不直接相关方身上，甚至因此屡屡失败。

而今不直接牵涉以巴冲突的中国参与斡旋，不论《北京宣言》究竟能发挥什么效力，至少都为巴勒斯坦各方提供了对话平台，让长期流血受苦的人们有了共情瞬间，并为当下情境建构了相互接受、而非相互改造的安全社群，即便后续仍有诸多障碍难以突破，却已是巴勒斯坦有意和解方所能争取、且为数不多的难得温暖。

而西方一不检讨自己长年阻碍巴勒斯坦和解的算计，二不正视自己持续资助以色列占领屠杀的现实，既讽刺才刚落地不久的《北京宣言》，又嘲笑不以援助经济箝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也不因为哈马斯存在而拒绝对话的中国，这种严以待人宽以律己，甚至还在微小希望浮现后倒打一耙的姿态，无疑才是导致以巴冲突难止、人道精神难续的最大障碍。

《北京宣言》后，分裂的巴勒斯坦走向何方，这是战火时局下的大哉问，或许也是对放任局势发展至此者的沉痛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