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巴勒斯坦举行议会大选，哈马斯在132席中获得74席，法塔赫只有45席，但国际普遍不承认这个结果，包括当年同为“四方机制”之一的俄罗斯，背后的重要原因，当然是考量到与美国、以色列的关系。而选后的巴勒斯坦虽成功组建联合政府，两派人马却已剑拔弩张，2007年6月哈马斯和法塔赫民兵爆发战斗，哈马斯成功抵抗法塔赫攻势，巩固了在加沙的实质统治；作为回应，法塔赫及其军事分支阿克萨烈士旅开始袭击西岸的哈马斯机构与成员，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Mahmoud Abbas）则直接解散联合政府、驱逐哈马斯官员，最终取缔了哈马斯本身，西岸与加沙正式分裂为两个政府。

而这段过程中，以色列与国际捐助者也发挥了作用，也就是实践所谓“西岸优先”策略：确保以阿巴斯为首、西方“可接受”的巴勒斯坦菁英继续掌权，同时孤立哈马斯令其衰弱。此后，西岸涌入数亿美元，政府的官僚机构与安全部队因此得以运作；加沙地带则不仅得不到国际援助，还在以色列主导、埃及默许下，开始了漫长的不人道封锁，成为地表最大露天集中营。

但这次以色列的自作聪明还是没有成功，“西岸优先”策略确实孤立了哈马斯、限制了加沙发展，却将哈马斯推向伊朗这个以色列宿敌的怀抱，原本被用来走私食品、必需物资的隧道，开始成为走私武器的重要渠道。整体来说，美国、以色列与国际社会对哈马斯的孤立，严重扭曲了巴勒斯坦治理，但加沙炼狱不仅没能真正驯服哈马斯，还制造出大批飢饿的巴勒斯坦人、有亲族死于以军枪下的愤怒灵魂、童年被死亡阴影缭绕的悲惨世代，最终还是巩固了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

而掌权后的哈马斯基本上成了另一个法塔赫：带着政治独立的意识运作，在实质掌控的领土上进行统治，逮捕政治对手、取缔反对党派、控制或禁止与这些政党有关的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NGO），更换推动其议程的公务员、控制着自己的安全和警察部队。双方都致力于无限期执政，而不寻求实现和解。对法塔赫来说，和解等于结束自己在西岸的管理和安全垄断，且可能导致国际援助支持不复存在；哈马斯则已经在十余年封锁中累积丰富的执政与生存经验，更拥有伊朗这个外援，自然很难接受法塔赫的控制与“招安”。

2024年4月3日，黎巴嫩播出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Ismail Haniyeh）的录像讲话。Reuters

和解为什么困难

当然，巴勒斯坦内部与国际不是没有劝和双方的努力，在2024年《北京宣言》之前，沙特、也门、埃及、卡塔尔、瑞士、阿联酋也都曾试图调解，最终还是功败垂成。

双方的第一次公开和解尝试，是由巴勒斯坦的囚犯所推动。2006年5月，在1月大选后的山雨欲来中，来自法塔赫、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DFLP）的巴勒斯坦囚犯们携手合作，制定民族和解计划，呼吁各派系团结携手合作，实现巴勒斯坦真正建国，这一文书又称《囚犯文件》（The Prisoners' Document）。但从后续发展来看，文件的初衷未能实现，因为法塔赫与哈马斯立即在2007年爆发冲突、全面分裂。

接着登场的便是国际调解，首先是2007年由沙特促成的《麦加协议》（Mecca Agreement），时任沙特国王阿卜杜拉（King Abdullah Ben Abdul Aziz）亲自斡旋，法塔赫、哈马斯双方的最高代表阿巴斯、哈尼亚也出席谈判，各方最终签署《麦加协议》，同意结束双方的暴力冲突，并组建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为代表、但有多元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但历史发展证明了，协议最终没能落实，关键原因有二：法塔赫与哈马斯再度爆发冲突，且以色列与「四方机制」都拒绝承认《麦加协议》。

再来是2008年的《萨那宣言》（Sana'a Declaration）。这次调解由也门斡旋，采纳了《麦加协议》的架构，法塔赫与哈马斯也确实达成共识，但宣言发布后双方立即出现解释分歧：法塔赫要求哈马斯先放弃对加沙的控制，哈马斯则要求恢复哈马斯领导的联合政府；哈马斯认为宣言是谈判和对话的起点，法塔赫则视宣言为指令，表示只有协议的所有方面都得到落实后，才有进行对话的可能。可想而知，《萨那宣言》再度沦为废纸。

2017年10月12日，萨利赫·阿鲁里（Saleh al-Arouri）以哈马斯代表团团长身份，于埃及出席与法塔赫高层阿扎姆（Azzam al-Ahmad）签署和解协议的仪式。Reuters

图为2017年10月12日，萨利赫·阿鲁里（Saleh al-Arouri）以哈马斯代表团团长身份，于埃及出席与法塔赫高层阿扎姆（Azzam al-Ahmad）签署和解协议的仪式。（Reuters）

三年之后埃及登场。2011年4月，法塔赫和哈马斯在埃及政府的斡旋下签署了《开罗协议》（Cairo Agreement），双方同意筹组由技术官僚组成的“过渡”政府，并在一年之内举行哈马斯也参与的全国大选，同时成立联合安全委员会处理加沙与西岸的安全管理问题。

但类似阻力再度出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协议是“对和平的致命打击，也是对恐怖主义的巨大奖励”，并直接扣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税金进行惩罚，美国与其他捐助方同样对哈马斯即将参与团结政府表达质疑；哈马斯则依旧拒绝国际社会提出放弃暴力抵抗、承认以色列存在的相关要求，并且主张未来团结政府的总理必须来自加沙，以上三点与法塔赫严重分歧，导致了后续会谈与大选的无限期延迟。从结果来看，《开罗协议》与之前其他协议一样，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实际变化。

接着就是2012年由卡塔尔斡旋的《多哈协议》（Doha Agreement）、2014年由埃及斡旋的《加沙与开罗协议》（Gaza and Cairo Agreements）、2016年瑞士推动的和解尝试、2017年由卡塔尔与阿联酋与埃及斡旋的《法塔赫与哈马斯协议》（2017 Fatah–Hamas Agreement），双方多次表示将在「几个月内」举行大选、组建团结政府，却也不断令渴望和解的民众失望。

《北京宣言》之前的最近两次，则是2021年的开罗会谈，以及2022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巴勒斯坦和解协议》（2022 Palestinian reconciliation agreement）。2021年2月，哈马斯和法塔赫在开罗宣布将于该年5月、7月举行议会和总统大选，但不久之后大选便被宣布推迟；2022年10月阿尔及利亚会谈上，14个巴勒斯坦派别共同签署协议，确认巴解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并承诺将在协议签署一年内举行大选，“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团队”将监督协议的执行，但从后续发展来看，协议不仅没能落实，还因为哈马斯在2023年10月闪击以色列，而变得更加渺茫。

巴勒斯坦各派别内部和解对话2024年7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巴勒斯坦各派别23日签署《北京宣言》。图为法塔赫副领导人阿鲁尔（Mahmoud Al-Aloul）、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哈马斯成员马尔祖克（ Musa Abu Marzuk）合影。中国外交部网站

综上所述，巴勒斯坦内部不是没有和解呼声，国际也不乏促和力量，却在十几年尝试下屡屡失败。而这背后原因，就与前述导致法塔赫、哈马斯长期分裂的系统性障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