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肯豪森设计的台儿庄战役取得完胜后，他告诉蒋介石必须乘胜追击，不给溃败中的日军喘息之机，否则很快会卷土重来。蒋介石置若罔闻，法肯豪森作为一个外国人，也气得直揪自己的头发，我们的史学家到觉得不算回事儿。“花园口决堤”尽管是法肯豪森的建议，根本原因则是蒋介石迟迟不按法肯豪森的军事部署做出积极抵抗姿态，满脑子期待“国际社会”干预。[33]我们不能说蒋介石没有国家情怀，只能说他的政治智商低得不可思议。蒋介石用数十万中国人的性命这一代价，为中国认识欧洲国际法体系提供了一个血的教训，而我们的好些智识人迄今未必认为这堪称教训。

余论：从“拉亚线”到“三八线”

《大地的法》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到中国，与美国崛起并带出全球化“大地法”的历史时刻相关。施米特说，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持守与欧洲分离的国策，这种“分离主义”带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即告别“欧洲君主制的整个政治体制”，重塑一个全新的欧洲或“西方”：

新西方要求成为真正的西方、真正的西洋、真正的欧洲。新的西方，即美利坚（die Amerika）将取代老的西方和欧洲，重新确定世界历史的方向，成为世界的中心。[新的]西方将完全成为道德的、文明的和政治意义上的西方（Occident），既不会被消灭或破坏，甚至不会被废黜，而只是被替代。国际法告别了那个以老欧洲为重心的时代。文明的中心继续向西、向美利坚移动。（页272）

正当“成千上万失意或幻灭的欧洲人离开老旧而且反动的欧洲前往美利坚，在那片圣洁无暇的土地上开始新的生活”时，美国借1898年的美西战争之机，转身大步迈向自己“开放的帝国主义时代”。[34]不同的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方向是东方，即“深入太平洋地区”。1899年的“门户开放”宣言宣称，美国对亚洲的广阔区域拥有利益均沾的权利。

从全球地理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美国]从西方迈向东方的步骤。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现在美利坚大陆与新出现的东亚空间的关系，就像一百年前老欧洲由于美利坚在世界史上的崛起而被挤出东半球区域一样。在思想地理学的意义上讲，这样一种显著变化会成为一个极其轰动性的主题。在其影响之下，1930年宣告了一个新世界的崛起，从此美利坚与中国联系在一起。（页274）

施米特没有进一步细说，美国如何与中国联系在一起。[35] 按《大地的法》中的思路，美国与中国的联系应该可以上溯到16世纪，尽管那时还根本没有美国。

按16世纪初的《萨拉戈萨条约》，葡萄牙获得“拉亚线”以西的所有岛屿和海域的控制权，包括整个亚洲及其已经发现的属邻岛屿，西班牙则获得几乎整个太平洋及以东空间的支配权。由于条约没有提到菲律宾，查理五世钻空子，在1542年宣布向菲律宾殖民。他以为葡萄牙国王不会做出强烈反应，因为菲律宾群岛上没香料生意可做，结果打错算盘。20多年后（1565），强势的菲力二世才凭靠海军实力在马尼拉建立西班牙的直辖贸易站。

19世纪末，趁美西战争胜利之机，美国用武力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的支配权。如果说菲力二世凭靠海军实力第一次更改了“拉亚线”，那么，美国用武力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就是第二次更改“拉亚线”。1942年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进兵菲律宾，麦克阿瑟麾下的五万美军被迫撤离到澳大利亚。日军随即跟进，进攻新几内亚的莫尔斯比港，企图在那里建立前进基地，进攻英国海军中校库克（James Cook，1728 - 1779）在18世纪中期已宣布为“英国领土”的澳大利亚本土。日本与美国的西太平洋战争，难道不应该理解为日本力图更改“拉亚线”？

可以设想，如果《大地的法》成书晚三年，那么，1950年底至1953年的朝鲜半岛战争一定会成为施米特笔下的一大话题。毕竟，这场战争涉及重新划分“拉亚线”：苏俄帝国与美利坚帝国成为重新划分全球势力范围的对手，全球化进程进入新的均势格局——“冷战”状态。在美国的史学家看来，

朝鲜战争成为了美国历史的一道分水岭。正是从这时开始，美国才真正地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开始表现出干涉全球事务的意愿，并逐渐发展出相应的手段。[36]

朝鲜战争的爆发与美国的“划界思维”的突然转变有很大关系。1950年元月，艾奇逊在全国记者俱乐部的演讲中宣称，朝鲜和台湾都在美国防御圈之外，如果南朝鲜受到攻击，可以让联合国去采取行动。无论这一宣称是否是美国首脑圈的真实想法，斯大林正是基于这一宣称允许金日成采取统一祖国的军事行动。

北朝鲜发动进攻之后，约翰逊、杜勒斯甚至麦克阿瑟和参联会“起初都不情愿投入地面部队作战”，因为“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承诺更为紧迫”。白宫有理由担心，一旦美国与苏联在欧洲摊牌，朝鲜会“成为美国的一个战略负担”。然而，麦卡锡事件在这个时候适时地出场，新的政治正确开始决定民主的“两党共治”的“划界思维”。[37]

从中国的现代历史来看，朝鲜半岛战争堪称新中国对19世纪末的“门户开放”宣言的回答：不准许美国人跨过三八线。中国的第一代世界史学家雷海宗在1951年发表的文章，算得上历史的证言。[38]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美利坚与中国再次联系在一起时，“开放”的含义完全变了：主人自己开门，请外人进来搞合资经营，与外人破门或越墙而入圈地或搞治外法权，是两码子事。

施米特提到，美国在19世纪末开始对亚洲施行帝国主义扩张时，也取消了本国“内部的占取自由”，美利坚不再是“开放的土地”，可以让人自由移民（页275）。这让我们应该想起，1905年，美国通过禁止中国移民的法例，加上华工在美受虐待的事件在传媒曝光，中国各大城市曾爆发大规模“杯葛美货”运动，海外华人也纷纷起而响应，但结果是不了了之。1951年初，中共军队与美军在朝鲜半岛上第二次交火后，新中国政府随即动员了全国性的反美运动，而且不理会欧洲国际法，冻结甚至剥夺美国的在华资产。我们可以说，这既违背也符合欧洲公法的规矩。

1949年底，中共军队夺取广州之后，停在了深圳河北岸，大英帝国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即便对“不平等条约”，新中国政府并没有凭靠武力“废约”，我们不能说新中国不遵守西方的国际法传统：是否“废约”取决于两国是否进入战争状态。

中英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初期（1983），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企图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和“以治权换主权”的欧洲国际法式的立场，就离谱了。邓小平以一句掷地有声的四川话回绝道：“主权问题没得商量。”撒切尔夫人仍不甘心，她随后问自己的国防大臣，是否有可能凭靠军事力量保住按条约规定已割让的港岛。对“铁娘子”在军事方面的太过无知，国防大臣只能苦笑和耸肩。

欧洲国际法体系教给中国的首要法理是：中国必须首先是名符其实的主权国家，而国家主权只能凭靠本国的军事力量来获得——这是中国进入欧洲国际法体系的基本前提。雷海宗以研究杜尔哥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心里惦记着，中国文化精神的传家宝之一是武德，想必是他研究世界史的首要心得。[39]

从今天的国际语境来看，用施米特的话来说，随着中国的成长，美国完全有理由担心，美国大陆与新出现的东亚空间的关系，就像老欧洲由于美国在世界史上的崛起而被挤出东半球区域一样，美国会由于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崛起而被挤出亚洲：现在轮到美国划定的“自由空间”受到挑战。至少，由于朝鲜战争，美苏划定的后现代的“拉亚线”让中国与美国成了全球化重新划线的对手。

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崛起与马克思主义的东传有关。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一种新的“大地法”。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这个新大地法的提出与黑格尔抵制霍布斯–洛克的资本主义式大地法有关。施米特在第四章第五节结尾时再次提到，他“在讲述第一个全球界线的那一章，指出了霍布斯关于前国家的自然状态和野蛮自由区域的关联性”，而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反驳霍布斯时，已经对美利坚“这个新世界的[国家]结构做出了不同凡响的诊断”：美国还没有构建成一个国家，尚处于“利益自由优先的状态”，即“还停留在市民社会的阶段”。美国在1950年介入朝鲜内战时的国内政治因素证明，施米特此言不虚。

随后施米特提到，青年马克思曾对美国做出过进一步评价：这个“共和国像19世纪的君主国一样，私有财产决定了真正的宪法和国家”（页275 - 276）。施米特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如此强调黑格尔 – 马克思主义的新大地法志在克服盎格鲁 － 撒克逊和美利坚主义的大地法，仅仅因为他尊重历史的事实。

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式的世界主义忽视了亚里士多德对于教化、道德教养、善良习惯的养成和以各种文化与历史的道德风尚（Sittlichheit）所实现的社会化的强调。一言以蔽之，康德对于历史性的和社会性的制度的道德意义及其道德价值漠不关心。[40]

对我们来说，无法回避的政治史学问题是：中国凭靠这种“主义”崛起，必然会给世界历史引入新的大地法。而这也意味着，中国文明的传统德性必将参与到与盎格鲁 － 撒克逊和美利坚主义的大地法的斗争之中。事实上，早在1946年初，毛泽东已经“在思想上突破战后大国体系的羁绊，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对美战略，并且不再把对苏联态度及其利益的考虑放在重要位置上”。[41]

这种新大地法究竟是怎样的呢？施米特在1963年的《游击队理论》中给出了回答。

注释：

[1] 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页411。比较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赵轶峰、王晋新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刘文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 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孙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下册，页843。

[3] 施米特，《大地的法》，刘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以下凡引此书随文注页码）。

[4] 兰克，《世界历史的秘密》，文斯（Rogers Wines）编，易兰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页161。

[5]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慰、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010（以下简称“《枢纽》”，随文注页码）。

[6] 伯克，《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王晋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页161。

[7] 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 - 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页81。

[8] Felix Gilbert，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 1890 to the Present，London，1970；比较Felix Gilbert，“Bernardo Rucellai and the Orti Oricellari: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刊于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Volume 12，1949，p. 101 - 131。

[9]韦尔斯，《1688年的全球史：一个非凡年代里的中国与世界》，文昊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页3 - 4。

[10] 参见维多利亚，《论美洲的印第安人》，见布朗等编，王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页164 – 170。

[11] 比较张云雷，《为战争立法：格劳修斯国际关系哲理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12] 施米特，《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应星、朱雁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86 - 87。

[13] 由于洛克对现代国际政治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被严重低估，阿米蒂奇在其名著中用了60页篇幅论析洛克，而论析霍布斯仅用了17页。参见阿米蒂奇，《现代国际思想的根基》，陈茂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页80 - 139。

[14] 施米特，《论断与概念》，朱雁冰译，上海：上海出版社，2009 / 2015，页114 – 125，212 - 233。

[15] 参见刘小枫、温玉伟编，《施米特与破碎时代的诗人》，安妮、温玉伟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16] 参见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页48，164 - 166。

[17] 拉策尔，《作为边缘机体的边疆》，见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页121 – 149。

[18] 比较戚其章，《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9] 比较篠田英朝，《重新审视主权：从古典理论到全球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页29 - 72。

[20] 参见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王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21] 林学忠，《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398。

[22] 参见1999年至2002年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的相关论争文。

[23] 赖骏楠，《国际法与晚清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页48 - 50。

[24]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 - 1928》，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0，页7（以下简称《修约史》，随文注页码）。

[25] 比较徐国琦，《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马建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0，页2 – 15，258 – 288；侯中军，《中国外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

[26] 参见王景泽、李德山主编，《中国东北边疆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

[27]转引自林学忠，《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前揭，页231 - 232。关于“文明”观念与国际法的关系，参见赖骏楠简洁而又明晰的论述，赖骏楠，《国际法与晚清中国》，前揭，页27 – 43，165 – 169。

[28] 比较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9] 拉铁摩尔，《亚洲的决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页9 - 10。

[30] 比较和田春树，《日俄战争》，易爱华、张剑译，北京：三联书店，2018。

[31] 沃格林，《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霍伟岸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页155 - 156。

[32] 参见梅小璈、梅小侃编，《梅汝璈东京审判文稿》，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33] 参见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陈谦平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王晓华、张庆军，《蒋介石与希特勒：1927 - 1938中德关系的蜜月时期》，厦门：台海出版社，2012。

[34] 比较金德曼，《中国与东亚崛起：1840 - 2000》，张莹等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页27 - 34。

[35]比较入江昭、孔华润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 - 194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1991 / 1997。

[36] 艾泽曼，《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陈昱澍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页11。

[37] 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于铁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页309 - 316。

[38] 雷海宗，《美帝“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见王敦书编，《雷海宗世界史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页269 - 282。

[39]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40] 希克斯，《黑格尔论国际法、国际关系与世界共同体的可能性》，邱立波编/译，《黑格尔与普世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页72；比较阿维拉瑞，《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朱学平、王兴赛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页247 - 264。

[41]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页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