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能力过剩与解决方案

在各种政策普遍失效的情况下，大多数国家在面对通货紧缩时，只能依靠时间让一部分企业破产而退出生产，减少产能，同时人口增加，将过剩的生产能力慢慢消化掉。

其实通过研究生产能力过剩的概念可以看出，生产能力过剩在本质上是一种存量的概念，比如现在有100台机器，因为市场已经供大于求，所以只用50台来生产就已经足够，那么另外闲置的50台就变成了“存量生产能力”。

解决生产能力过剩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与存量生产能力相等的“存量需求”，这种需求既有可能来自投资也有可能来自消费。

“存量需求”指的是有需求愿望并且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个概念在市场经济国家是不会有的，因为只要有需求愿望和支付能力，在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这样的需求基本上就能得到满足。

但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有很多需求愿望和支付能力可能会因为体制性、政策性或结构性等一系列原因而实现不了，这些存量需求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中消费和投资方面的原因各占一半）。如果能够把体制性或政策性的障碍消除，已经积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存量需求就会像水库里的水一样，一旦闸门打开，就会迅速地被释放出来，把存量生产能力消化掉。

资料图：新华社

第一个存量需求是外国企业的投资需求。

四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对外资企业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但是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外资的进入有很多限制。例如中国在加入WTO以前吸引外资主要以出口为导向，中国作为一个加工生产基地，把生产出来的商品卖到国外去，不允许外国商品进入国内市场。因此，这些外商虽然有支付能力，也有到中国来投资的愿望，但由于政策的限制，很多投资的愿望都无法实现。

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取消了各种政策限制，给予外国企业以国民待遇，同意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销售，同时也鼓励其将产品销售到国外市场去，因此外资迅速增加，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这就是一个被释放的存量需求。

第二个存量需求是私人企业的投资需求。

民营经济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经过80年代和90年代的快速增长，有不少民营企业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实力，但是按照原来的计划经济思想，国民经济中有很多领域只允许国有企业来经营，民营企业是不能进入的。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不仅给外国企业国民待遇，而且也给国内的民营企业以国民待遇，让这一部分的存量需求也能得以实现。

第三个存量需求是城市里的消费需求。

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家庭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一直在不断提高。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家庭必备的“三大件”是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消费水平在100元左右。当时要购买这“三大件”，除了需要攒钱还需要用到各种工业券（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发行的一类用于购买工业品的票证）。到80年代末“三大件”就变成了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消费水平在5000元左右。为了备齐这5000元的消费品，一般家庭的做法是先存钱，然后购买。

到90年代初“三大件”又变成了空调、音响和手机，消费水平达到1万元左右，一般家庭的做法仍然是先存钱后购买。但是到了90年代末，所谓的“大件”变成了汽车和房子，在当时汽车大概要25万元（约3万美元），在一线城市房子要50万元（约6万美元）。当时，对于3万美元和6万美元这样的消费品，即使在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一般人通常也要以按揭和抵押贷款的方式来购买，因为如果先存后买，很多人在存足了钱以后都已经老得不能再消费了。

这种消费贷款一般以个人未来的收入流作为决策的依据。比如，我现在有一份工作，只要我预期未来的工资收入流可以分期付清本利，我就会向银行借钱，以按揭和抵押贷款的方式买房、买车。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几年里，城市中已经出现了大批的白领阶层，以他们的收入流来看，完全有能力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进行汽车与商品房的消费。然而在过去，银行贷款主要用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投资，城市里的这些白领阶层由于政策性的原因，没有办法通过贷款来实现消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银行开办消费贷款业务。

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存量需求就目前来说应该是农村里的消费需求。

上面所讲的三个存量需求基本在2002年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消费贷款的放开已基本得到满足。但以农村的情况看，2002年我国的农业人口比重仍高达57%，但是农村的消费水平与城市比较起来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以家电产品为例，2002年城市每百户居民拥有120台彩色电视机，而农村只有60台，相当于城市的50%;城市每百户居民拥有81.9台电冰箱，农村只有14.8台，相当于城市的约18%;城市每百户居民拥有92.9台洗衣机，农村只有31.8台，相当于城市的约34%。从表中也可以看出，城市家庭对家电产品的需求很早就已基本达到饱和，而家电产品在农村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一些观点认为农村消费水平低主要是由农民收入水平低所导致的。1998年城市的人均收入是5425元，农村是2162元，只有城市的40%左右。收入水平虽然对农村的消费水平有所影响，却并不是农村消费水平低的最主要原因。

1998年农村的人均收入是2162元，比1991年的城市人均收入（2025元）略高一点，基本持平。与此同时，与1991年相比，1998年的家电产品价格明显更低。例如，1991年一台25寸的彩色遥控电视机差不多要5000元，1998年差不多只要1500元，是原来价格的不到三分之一。按理说，在收入水平相同、价格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农村对家电的需求应该更大。然而，1998年农村的消费水平实际上远远低于1991年城市的消费水平。

由此可以判断，收入水平不是消费的唯一限制性因素，一定还有其他的限制性条件在制约着农民的消费状况。此外，1998年广东农村的人均收入比1991年城市的人均收入高50%左右，但对家电产品的需求仍明显低于1991年城市的需求，这进一步证明了收入水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例如，要看电视节目就必须能接收到电视信号，但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农村地区是收不到电视信号的。要想接收电视信号就必须安装一个卫星电视接收器，但是一个卫星电视接收器可能就要4000-5000元，前面讲到一台25寸的彩色电视机才1200元，结果农民买得起电视机却买不起卫星电视接收器。当时在农村地区有一个笑话，说农村的电视机都是“雪花牌”的，就是指买了电视机却因为信号不好而影响观看。

此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还有不少地区没有通电，有的地区虽然有电却电压不稳，影响了家用电器的使用。而且农村还经常缺电，尤其是在晚上看电视的时候用电量稍高就会引起断电。因此在这种既没电又没信号的状况下，农民当然不愿意买电视看。

洗衣机也有类似的情况，要用洗衣机除了要有电还必须有自来水，但是当时的农村家庭普遍没有自来水。再比如电冰箱，其特点是耗电量大，一年的电费就要几百元钱，当时农民一年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钱，这就出现了所谓的“买得起马，买不起鞍”的情形。

所有这些都是限制农村消费现代化生活用品的重要因素。要想改变这一状况，提高农村的消费水平，就必须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配套服务设施。因此，我从1999年开始提出了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的“新农村运动”。2005年，国家以政策形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涵盖了更多对未来农村建设的规划与指导内容。

本文摘编自《解读中国经济：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民族复兴之路》，林毅夫著，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