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拉纳·米特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中国是否希望改变全球秩序，以增进自身利益，体现自身形象？这可能是当今地缘政治学领域最重要的问题，然而它所引出的答案往往更多地揭示出现代人的偏见，而不能展示中国未来的超级大国之路。那些想要预测中国会走上恶意扩张之路的人会援引北京今日的“攻击性”作论据。而那些稍显乐观的人则会强调中国政策中那些更具包容性的特点，或指出中国将要面临的诸多挑战，即使中国想要重塑世界，这些挑战也不会使其成功。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新冷战正在兴起，中国扮演着21世纪苏联的角色。

这种预测过于僵化和笼统，无法有效描述中国崛起的复杂性，既不能捕捉到中国未来目标中固有的不确定性，也不能识别出那些塑造了中国抱负的基本要素。今日的中国力量是一种多变的动态力量，由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消费主义（Consumerism）、全球野心（Global ambitions）和技术实力（Technology）综合塑造而成。我们可以称中国具有一种ACGT模式：这一英文缩写与DNA分子中发现的四种碱基缩写一样，组成中国力量的这些要素相互结合并重新组合去形成中国现代的政治身份和塑造中国对世界其它国家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希望加强其对中国社会的控制，鼓励消费主义在国内外兴起，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开发和出口中国自己的先进技术。如果不把这四个目标放在一起考察，就无法理解中国目前所处的位置及其未来的前景。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载本文

想要理解当代中国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走向，比如该国为何会这样应对新冠疫情，重要的是要理解中国的强势领导。但ACGT四种力量要素的重要性远超任何一个领导人或一场危机。它们塑造了北京心目中自己在后疫情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即中国将在亚洲扮演领导角色并输出其经济投资模式，这种模式借鉴了社群主义的发展理念，对自由主义准则漠不关心（尽管并不总是积极敌视这些准则）。为了合理化自己的做法，中国经常会求助于历史，比如援引本国的前现代史或重新诠释二战史事件。想要了解中国的发展方向，观察家们必须关注中国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这种力量的表述和想象框架。

中国力量的纽带

中国共产党坚持认为，中国体制是一种贤能政治：中国社会能从党的有效领导中收获利益，而且利大于弊。至少在短期内，新冠疫情危机促进了国内的威权主义发展。在2020年初，中国吹嘘其能控制住疫情是得益于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政府系统发挥了作用。

中国还具有全球野心。这一野心并不是空穴来风：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和他的共产党对手毛泽东，分别在1940年代和1960年代设想过自己的国家将在国际上扮演重要角色。现在，从雅典的港口设施到吉布提的海军基地，再到5G技术推广至全球，中国已将其全球野心与经济、军事和技术力量相结合，真正发挥了全球影响力。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布，中国将确凿无疑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为了站到这个舞台中央，中国一直在促进国内的物质消费。自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努力解决苏联最臭名昭著的一大缺陷：无法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中国的革命在过去40年里已经变成了一场消费革命，中国建立了一个越来越接近于无现金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网购刺激了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推出光棍节——这是全球最大的消费活动，在2019年的光棍节，中国售出了价值380亿美元的商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期待中国共产党能继续履行其经济承诺，即使中国经济因新冠疫情而在2020年初严重萎缩。中国日益繁荣的经济也使西方和亚洲国家受益匪浅，这些国家欢迎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去它们国家购买奢侈品、旅游和留学。

正是在技术领域，中国才在全球交往中真正找到了新方向。过去2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大量科研投入相结合，创造出了地球上最具创新性的环境之一。中国开发的新技术增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为消费者生产了新产品，也建立了大数据型国家。在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产品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能力是最有竞争力和最具吸引力的部分。

国际秩序的参与创建者

组成中国力量的各种要素并不来自于某一总体计划，而是从一系列历史框架中产生的，这些框架还将继续对所有的中国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中国领导人通过借鉴历史去了解中国在未来所要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现在提出了一个“修正主义”主张，声称中国是1945年后国际秩序的奠基人；他们还推崇中国传统的治国方式；谋求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地位；并明确使用马列主义的语言和符号。

在1960年后的冷战时期，中国选择冷眼旁观，既没有加入西方阵营也没有加入苏联阵营。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不仅把自己塑造成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参与创建者，而且还把自己塑造成了关键缔造者。在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醒听众，中国是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第一个签署国，中国领导人近年来多次提到过这一事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承认其宿敌，即国民党及其西方盟友，是中共在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盟友，帮助中国赢得了这场战争。承认它们的作用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更大程度上重新解释中国历史，即现代中国不仅诞生于此前所想的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还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一转变并不是拘泥于历史小节；相反，它反映出中国如何想象自己和希望自己被别人如何看待。在获取二战胜利和创建战后秩序的叙事中，中国现在把自己摆到了中心位置。美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才参战，在此之前，中国在保卫亚洲和牵制50多万日军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为此牺牲了多达1400万中国人。

这一巨大贡献奠定了北京的底气，它坚持认为中国“参与创建了战后世界秩序”。它在二十一世纪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就基于它在二十世纪的这一所谓中心位置。中国现在是联合国第二大财政捐助国，其派遣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人数位列同类国家前十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不再履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义务和准则，这进一步坚定了中国的立场，即中国现在是1945年遗产最当之无愧的继承者。现在中国公众生活的核心话题仍与二战呼应。例如，中共官员将去年春天所谓的中国抗疫胜利归功于“人民战争”，这是引用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所用的语言。

而更古老的历史则巩固了中国对其全球角色的定位。近年来，一些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如阎学通、白彤东等，主张以前现代儒家的观点来理解国际秩序。西方观察家经常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解读为纯粹的现实主义。但中国借助传统思想来修饰自己的表述说明中国像所有其它国家一样，更希望自己的选择被理解为道德选择，而不仅仅是为了现实主义目的。当中国领导人使用诸如“仁”（意为“仁爱”）之类的字眼时，他们是在用伦理的、理想主义的语言来合理化中国的利益和行为。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长，中国将会越来越频繁的借用这些传统。中国领导人将阐述一套当代版的儒家学说，这套学说将与全球价值观相适应，强调“道德”和“共同的未来”，同时淡化更专制的儒家价值观，如社会等级观念。

这一基本上是道德中国的愿景支撑着中国另一大雄心：中国希望自己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袖。这一目标并非空穴来风。早在冷战时期，中国就试图把自己打扮成当时所谓的第三世界捍卫者，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邪恶的资本主义西方和僵化的苏联。中国不仅将自己视为1945年后秩序的新守护者，还将自己视为后殖民世界非西方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继承者，这是北京似乎正在努力尝试但却不可能成功扮演的双重角色。

今天的中国并不想在发展中国家掀起革命。相反，它认为穷国的存在可以有效证明一项政策——既要注重经济发展，又要维护国家主权原则。中国对外交往的这种形式并不一定必然会引发别国出现彻底的威权主义；埃塞俄比亚和缅甸等国的例子就展示了表面民主的国家（实际是不自由的国家）是怎样从中国发展模式中获益的。但中国的海外活动也没有鼓励任何自由化或民主改革。支持中国的人认为，促进发展的中国模式比任何推崇自由民主的模式都更加灵活。中国庞大的，或许还不成熟的国际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用来谋求世界领导地位的主要工具。

中国一面将资本投向海外，一面在国内更加坚定地使用马列主义论调。在专门给外国人看的声明中，中国官员现在已不再使用这种语言，这主要是因为在国际秩序中，中国正竭力展现自己已不再是一个革命国家，希望避免勾起别国的回忆。

但在国内，该党仍在使用“斗争”等措辞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斗争”体现了黑格尔的观念，即冲突必须先于最终综合体到来。中共还经常提到“矛盾”一词，这一概念是指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可能会产生建设性的后果。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用这个词来形容新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种措辞表明，虽然传统马列主义思想的许多方面，如阶级斗争，已很少出现在当代汉语表述中，但这种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消失。报告赞同这样一个事实，即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在中国仍是一个现实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希望呈现的整体成功叙事中，这种不平等被视为一个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