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印钞机”时代终结

过去30多年，欧美在大量物质技术领域出现了大停滞，只有在通信-信息技术领域实现了大普及。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通信技术繁荣，实际可以认为是已经储备很长时间的通信技术的集中释放，是红利和既有动力惯性的结果。

但是到21世纪之后，这个物质技术动力逐渐消失了。信息技术的红利被集中到互联网行业，这实际上成为大停滞时代的主要表现。互联网行业相比早先的通信、信息（软件）行业，技术成分减少、媒体成分急速增加。最后变成媒体人主导。媒体人在原本的工业社会里只是辅助角色，而且因为迎合大众的行业基因，有喜夸大、吹牛的本性。美国互联网行业的奥妙在把媒体群体和华尔街造富机器（主要是证券化）绑定在一起。这样公司估值（valuation）就成了公司定价（pricing）。于是背后的风险投资就成了这样一种纸面财富游戏：一群人定期给某互联网公司添点钱，报个价，后一次和前一次的报价之差就成了“创造的财富”。

这套游戏从美国硅谷发端，在90年代末玩过3年，2001-2007年全球化鼎盛时期还不那么繁荣，但到2008年以后尤其是2012年以后，成了支撑美国繁荣的主力，这就是移动互联网泡沫。当然这种财富模式是要有货币水龙头来源的——这就是伯南克QE支撑的2009-2015长牛。这套游戏有很鲜明的特点：

媒体是其中的主要要素，甚至很大比重的创业明星是媒体人出身（而他们参与的领域很可能并非媒体领域，而是像互联网医疗这样的专业领域），在中国更为明显；

它主要发生在美国和中国等人口大国；

移动互联网成了超级印钞机，在很短的时间里几十亿几百亿的创造“纸面财富”；

大部分互联网公司是不盈利的，实际经营亏损，甚至收入都很有限，但在价值评估上被说成价值几十亿上百亿美元。决定互联网公司“价值”评估的不是盈利，而是“想象”，尤其决定于风投小圈子及配合放风的科技-财经媒体圈是否看到该公司的“样板服务”（在硅谷或北京国贸推出样品是很重要的，保证你被有话语权的人看到！），这再次说明了互联网财富圈是被媒体操纵的；

它造成剧烈的贫富分化，上面纸面财富游戏极大有利于成功初创者，但初创者只有极小部分成功；

它的冲力在5-6年内被耗尽（实际全民热潮是3年左右），因为它的门槛总体不高。

在牛市5-6年后，这个“印钞机”会导致一系列麻烦：

当物质基础被耗尽时，如何进行下一批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会成为大问题。靠谷歌、FB来做行不行？它们能不能做气球、太阳能飞机基站？

它让人们的雄心变小了，60年代人们走向太空，现在（西方）人们在虚拟现实中“走向太空”。同时年轻人变得浮躁了。

它根本上破坏了市场经济的规则，不是通过努力经营赚钱，而是通过自己说“我值多少钱”来“变出”那么多钱（先是虚钱，有待西方央行造钱填实）。

大量不行但装作很行的人被媒体吹捧成英雄（比如已经破灭的女版乔布斯）。历史上的强人往往是有硬功夫（从技术起家，或者能发掘组织人才），结合管理才能、统帅才能历经辛苦崛起，不行当装作很行的人主要靠媒体包装起家，他可能有吓唬、绑架技术人员的能力，但他的人生往往是两面派。

关于这方面的奥妙，可以参考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资本的真相——互联网时代的资本市场》

企业主推的全球化可能取代国家主推的全球化

金融和互联网是美式全球化发展到巅峰阶段的两个最大的造富领域和利益集团。但是简单的终结、取反不会是未来的走向。因为如果没有新的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那么回到割裂状态的封闭强人国家不会有什么空间。比如现在的匈牙利，把立国之本建立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上，结果就可能成为眼界日益狭隘的中欧小国（如果中国不介入的话，若中国大举进入，则可能成为新中欧间的商道节点）。

美式全球化结束之后，可能意味着新的一种全球互联开始出现，这种互联在政治层面可能会弱一些（政治上裂为三极），主要是在经济和技术层面上出现。

所谓企业主推的全球化取代国家主推的全球化，指的是全球化的执行实体不再是各国政府（90年代全球化的主要国际组织是WTO，由各国政府参加），而是各个大型企业和关键企业。

自从中国崛起后，本在90年代建立的全球化治理体系如WTO组织就遭遇了政治上分裂的挑战，美中之间政府层面经济合作的意愿减弱，冲突加强。此时有中国的企业家提出企业为主角的新版全球化。比如马云，比如有家叫亿赞普的公司，它们是这一概念的先锋队伍。这批企业家内部也可能有区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批人想的事情是不是和中国政府倾向的“中国引领的新全球化”相一致。

众所周知，2013年中国启动了一带一路，2015年中国又接过G20的大旗，但G20在“去美式全球化”的背景下形式多于实质。现在中国还没有能力提出有吸引力的话题把G20中较多成员吸引过来，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系统性主动参与国际事务，没有经验，不老到。尤其是2015年811汇改后，中国的外汇形势显得被动，人民币在贸易方面的国际化有所放慢。企业推动的，以中国为领导的全球化是有可能出现的，但很可能要在当前的动荡局面尘埃落定后，在几次样板案例的推动下实现，比如，人民币和当地国货币的直接贸易兑换、支付、结算等，需要在危机后的贸易复苏中逐渐实现（不排除也存在“危机倒逼创新措施”的可能）。

另外，当前已经浮现的中国大量互联网人群涌入海外各个地区，以及新一轮中国工程团体在各省商务厅带领下到世界各国找饭吃，会形成大量新的商业需求，为上述“中国企业带动的全球化”的实现提供商业环境。

有硬实力的新技术群体将崛起

如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美国国内的产业政策将发生重大调整。表现在：

扶持华尔街和硅谷的政策将转向。过去三十年，美国的特点是纽约、东北一小部分地区和加州繁荣，受到政府的赞美和支持；而中部的传统工业州、能源州受到压制（小布什时期搞玉米乙醇的特殊时期除外）。特朗普已经说了，他觉得硅谷的创新不像是创新，他更青睐于两洋之间的传统工业家的创造。因此，过去三十年压制美国工业发展的很多限制会被移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环保主义方面的民主党意识形态（主要是在气候问题的真实性方面，不幸的是中国赶了个晚集，把美国即将扔掉的旗子接到手中）。

页岩气可能会爆炸式发展。

页岩气是金融危机以来唯一一个没有得到任何美国官方支持，仍然自己站起来的科技行业，这个行业是美国传统开拓精神的最好代表。2014年以来，两年的国际石油低迷都没能把页岩气（页岩油）行业给打垮，这个行业正在完成急速的优胜劣汰和技术进化。页岩油气产业的存活将给国际油气行业带来根本性变革，新兴公司、技术公司将取代传统油气公司成为国际油气能源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