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星期六，大都会饭店312室的访谈继续进行。有些人的资历引起了萨顿的兴趣。例如，萨顿对62岁的许传音进行了访谈。许传音是中国红卍字会南京分会的副会长，红卍字会是一家中国慈善机构，在大屠杀发生后掩埋和处理了大量遇难者的遗体。

萨顿用英语进行了访谈；1917年，许传音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不过他的英语有些生疏。许传音的叙述肯定了萨顿的感觉：南京大屠杀属于日军典型的“战争模式”，这种模式在其他地区也如出一辙，比如许传音的家乡安徽，还有南面的江西。许传音交给萨顿一份关于大屠杀的署名陈述书，这是上庭作证的坚实基础。

接下来是更多的个人陈述。有位张太太描述了日本人进入南京后，如何烧毁了她家的房屋。这还不是最糟的。在和家人逃难时，他们遇到了12名日本士兵。那是在大白天，大约上午10点。她讲述道：其中一名士兵佩着剑，应该是军官，他抓住了我嫂子，当着她丈夫和孩子的面将她先奸后杀。她丈夫和孩子也同时被杀死了。丈夫被杀是因为试图保护妻子，而两个孩子被杀则是因为他们在母亲被强奸时哭泣不止。女孩才5岁，嘴里被塞了衣服窒息而死，男孩是被刺刀捅死的。孩子们的父母也都是被刺刀捅死的。我婆婆也被刺刀刺了，12天后死了。我倒在地上，后来带着我的两个孩子逃了出来。“我去了难民营，”她继续说，“一路上看到许多平民男女的尸体。这些女人的衣服都被拉了起来，看起来她们应该是被强奸过。我看到了大约20具尸体，大部分都是女人。”

这些访谈，一个接一个的悲惨遭遇，到午夜过后才讲完。

第二天，4月7日，萨顿和贝德士吃过午饭后，萨顿回到了饭店的312房间，那里有几十个中国证人在等着他，裘劭恒、莫罗和克劳利也都还在工作。一名男子说在城墙外的某处，有1000名受害者——可能是中国士兵——遭到了日本兵的机枪扫射。他提出可以领莫罗和萨顿去查看。

一名24岁男子讲述了他当时住在难民区的一所公共房屋里，亲眼见到日本兵在那里围捕妇女。“有一个女孩想办法回来了，”他说，“她告诉我，她看到另一名女孩被强奸，而且被强奸之后，日本鬼子还把杂草塞进了她的阴道，这个女孩就因此死掉了。”后来，他去看望住在附近的祖母时，又见到一个男人在日本兵把他妻子拖走时挺身反抗。女人的丈夫紧跟着日本兵，想要阻止他们，结果被日本兵抓住，日本兵用铁丝贯穿了他的鼻子，然后把铁丝的另一端绑在树上，就像绑牛一样。日本鬼子接着就用刺刀往这人身上到处乱捅。男人的母亲也出来了，滚在地上号啕大哭，鬼子被惹怒了，继续用刺刀猛刺她的儿子。他们让这个母亲回屋里去，否则也会杀了她。男子当场被刺刀捅死。我当时就站在门里，看到了整件事情。

莫罗上校和一名担任翻译的中国陆军上校对27岁的陈福保进行了访谈。1937年12月14日，日军将陈福保等39名中国男子从难民区带走。他和另一个人因为手上没有长茧，所以幸免于难，未被处决。他亲眼见到建筑物被纵火焚毁，还目睹了两起强奸，其中一名受害者是个16岁的女孩，另一名是孕妇，他跟她夫妻二人很熟，因为大家就住在同一所屋子里。日本人屠杀了一群中国人之后，招他去收拾尸体，他告诉采访他的人：“我帮他们把尸体扔到了池塘里。”四个月后，才由红卍字会从池塘里打捞起了遗骸，安葬了死者。

那天下午，萨顿把他的同事们留在了312房间，自己去了美国大使馆研究材料。1938年1月8日后，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回到了南京，他们保存有与华盛顿和日本外务省的电报通信记录，并且还收集了大量安全区委员会的领导及其他人向日本官员频繁提交的抗议书。

大使馆正处于从重庆回迁的过渡期，使馆工作人员白格（David C. Berger）让萨顿浏览了好几卷这些珍贵的记录。萨顿在其中三卷里找到的电报和报告，都证实了贝德士等人对他所说的话。安全区委员会非常有系统性，确保将其所有的观察——不论细节有多可怕——都一丝不苟地正式记录在案。萨顿甚至找到了贝德士博士在1937年12月最后两周里写给日本大使馆的一系列信件的副本。12月17日，贝德士抗议南京城所遭受的“恐怖统治”，一一列举了暴力事件和抢劫事件。

在大使馆的记录中，萨顿还发现了重要证据，证实了安全区委员会和贝德士博士、魏特琳等个人所报告的暴行。日本兵对留在城内的少数西方人的袭击也被记录在案。有起臭名昭著的事件就是，美国大使馆秘书艾利森遭日本兵扇了两记耳光，这名士兵试图阻止艾利森进入一栋军事建筑，而那里据说是强奸案的现场。在场的人都证实艾利森没有做出任何挑衅就导致了这样的攻击。

对“艾利森事件”的控诉，最后来到了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的办公桌上，这场摩擦才总算告一段落，结果是一名日本特使亲自对艾利森传达了正式道歉，另外，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穿着晨礼服、条纹裤，戴着高礼帽）保证将把该部队的指挥官和20名士兵交由军事法庭审判。在此期间，屠杀、强奸和抢劫仍在继续，而日本士兵对待西方人的态度也越来越粗暴，包括对进入市中心的安全区委员会成员也是如此。

大使馆的材料还记录了美国财产的损失和利益的受损情况。在日本入侵这座城市的前三周里，所有无人看守的建筑都可能被洗劫一空，美国大使馆（有两个大院）、德国大使馆和意大利大使馆都未能幸免。在此期间，南京的14名美国人的住所多次遭到士兵抢劫；汽车被盗，甚至连大使馆的汽车也被盗走。金陵大学大约有100处院落和建筑被抢劫，有时一天还被抢多次。士兵们从农业经济系抢走了育种中的动物，又从商店和职业培训班偷走了工具，还随心所欲地破坏门窗。英国人在南京的资产比美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都多，这也是日本人明令禁止英国人返回南京的一个原因，这样就免得他们保护自己的资产。

在查阅使馆记录的时候，萨顿意识到，他和莫罗一样，也找到了关键证据，因为这些记录便能证明，当时安全区委员会等方面的抗议已经到达了东京的最高层。

1938年，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克拉克·格鲁（Joseph Clark Grew）给南京大使馆发来了一封电报，其中详细提到了相关报告，以及格鲁与日本外务省官员（包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在内）对这些报告所进行的讨论。在2月12日与格鲁的照会上，广田弘毅承认了这个问题：“在南京发生了多起案件，现确认是因城市管理不力而导致的。”虽然大使馆不太愿意交出任何原始记录，但萨顿还是要求将第二、第八和第九卷带到东京，作为证据提交，在季南的帮助下，这成为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