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珍妮·吉耶曼】

中国的案子，控方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能够上庭呈堂的证据，并且要组织得条理清楚、令人信服。没有这些证据，战争罪行就无法得到历史的纠正；而有了这些证据，全世界都将会记住法律的审判。两位调查员将集中调查丙级危害人类罪的罪行，同时获许收集甲级侵略战争罪和乙级违反战争法规罪的相关信息。

1946年3月12日下午，中国检察小组一行从东京飞越东海，到达了上海。当飞机抵达江湾机场时，萨顿第一次看到了这座位于长江入海口、黄浦江畔的城市。异常多雨的冬季淹没了这座城市西部的沼泽，使上海看起来就像一个被泥沼包围的小岛。在港口，一艘美国战舰抛锚停泊，附近有小渔船和舢板上下沉浮。

萨顿（穿深色西装者）与其他参与审判的法律工作者开会，图片来源：law.virginia.edu

萨顿、莫罗和豪克斯赫斯特被安顿在华懋公寓，那是一家14层楼的酒店，位于破败不堪的法租界。法租界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有些渊源。1932年和1937年，上海先后两次遭受日军袭击的时候，法国耶稣会神父饶家驹（Jaquinot de Besange）在法租界为中国平民创建了一个安全区。1937年德国商人约翰·拉贝（John Rabe）、美国传教士等外国人创建的南京安全区就是参照此处。

饶家驹

中国检察小组一行抵达上海后的第二天上午，萨顿和莫罗一早就开始工作，与4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殷王氏面谈。殷王氏通过翻译，描述了1937年冬天日本士兵入侵城里的一处难民营的情形，他和他的兄弟是难民营志愿者队的成员，组织这个志愿队是为了防止有人趁火打劫。日本人误认为他的兄弟是中国士兵，将他用刺刀刺死，其头部中三刀、脊柱也中数刀。萨顿标注了一下，考虑把殷王氏当作证人。

殷王氏的证词从笔录再用打字机打出来，并读给他听，然后殷王氏印上指印，最后由莫罗签上字。这种认证的程序——访谈、誊写、翻译和公证签名——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不断重复，为这批险些成为无名受害人的幸存者录下证词。

这天和这周接下来的日子，大家都在上海忙得不可开交，按照计划或是临时自发地联系证人或是寻找证据。当莫罗去询问军方消息来源时，萨顿就与上海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刘世芳共进午餐。来自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小组的裘劭恒也参加了午餐会，但却并不需要担任翻译。

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梅汝璈法官和向哲濬检察官一样，刘法官也是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法学家；他曾在奥柏林学院读本科，后来在耶鲁大学获得法学学位。之后，他在柏林大学学习哲学，以便更深入地理解东西方不同的司法概念。

当萨顿在做笔记的时候，刘世芳告诉了他“南京大屠杀”的情景。他谈到女孩们被剥光了衣服，用绳子绑着展示在哈哈大笑的日本士兵面前——这些场景的照片成了日军的纪念品。刘世芳还谈到了日军在南京对中国男性的羞辱。例如，那些不向路过的日本军队行礼的人必须跪12—30个小时，这是对他们不敬行为的惩罚。最后，他描述了大规模的屠杀，受害人怀疑是国民党的部队。“太可怕了。”他对萨顿说。

第二天，3月14日，两名检察官奔走于美国陆军和领事馆的一个个办公室，解释他们的任务是什么。他们还抽出时间，造访了国际基督教会。长期以来，国际基督教会一直支持中国的禁烟运动，而且能够提供两卷有关南京大屠杀和1938年汉口沦陷时类似暴行的档案。该会负责人鲍引登（Charles L. Boynton）告诉他们，金陵大学历史系的美国教授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曾目击了南京的暴行，他和其他师生东躲西藏了三年，现在已经回到了南京。鲍引登建议道：“贝德士可能是最好的证人。”

萨顿和莫罗随后找到了澳大利亚记者田伯烈。田伯烈是《侵华日军暴行录》（What War Means）一书的作者，现在受雇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但由于田伯烈没有目睹南京大屠杀，所以作为人证他并不能证明什么。不过，田伯烈的著作倒是一本很有价值的日记和信件的合集，这些日记和信件的作者都是安全区里的目击证人，他们可能会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前面已经提到的贝德士博士是南京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他是田伯烈的主要信息来源。田伯烈又加上了约翰·马吉（John Magee）的名字，马吉是一位美国圣公会牧师，他用500英尺长的胶片拍摄了大屠杀影片。在美国广为流传的选段，记录了可怕的残杀、抢劫和对城市建筑物的破坏。

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照片，图片来源：wiki

第二天，在一次漫长的会议上，一群美国军官激动不已地向萨顿讲述日军虐待战俘的罪行有多重，不仅仅是杀害杜立特飞行员。他们还谈到了巴丹死亡行军、菲律宾、中国台湾和朝鲜，特别是沈阳的囚犯，那里有1000多人死于殴打、疾病和饥饿。

盟军统帅部法务科的卡彭特已经收到了20—30份沈阳战俘的宣誓书。那天在上海还有一场会议，会上一位美国律师跟萨顿交换了更为全面的意见，他告诉萨顿，中国需要的是“前所未有的”技术援助。萨顿认真地做了笔记。“中国有着聪明智慧的人民，”这位律师告诉他，“她的人民就是她的资源。应该发展小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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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大学地处南京鼓楼区。1946年4月3日晚，萨顿在大学附近贝德士的家中与他会面。大学的师生曾经南撤，但现在已返回南京。尽管遭遇了不少困难，但贝德士的大多数文件和记录都还保留着，这使萨顿如释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