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德士边喝茶边解释说，安全区委员会最初是真正的国际性组织，由丹麦人担任主席，成员中有英国人、德国人、苏联人和美国人，但日军入侵后，就只有德国人和美国人还留在这座城市了。

西门子的德国经理约翰·拉贝成了委员会的新任主席，金陵大学的美国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则担任秘书。美国、英国和德国大使馆帮忙通知日本和中国的军队，要在南京境内划定一个禁区，以庇护平民免遭战争的危险和即将来临的袭击。安全区的目标是在城市被围困期间为人们提供容身之处和必要的食物。安全区委员会还帮助建立了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贝德士便是红十字委员会的成员之一。1938年2月拉贝被召回德国后，安全区委员会副主席威尔逊·普卢默·米尔斯（Wilson Plumer Mills）继任主席。

贝德士，图片来源：wiki

除了拉贝，还有一个联系不上的人就是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她是负责金陵女子大学的紧急委员会主席，她把金陵女子大学变成了女性的庇护所。魏特琳拥有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硕士学位，当她看到难民从东面涌入时，她无心逃离。南京的日军暴行让她深陷痛苦之中，1940年她刚回到美国不久，便自杀了。

贝德士愿意作证，他目睹了一系列日军无缘无故枪击平民的事件，其中一些就发生在他所居住的安全区内。日本士兵强奸了他的两个中国邻居的妻子，然后开枪打死了她们的丈夫，并把尸体扔进了贝德士家旁边的池塘里。他还在附近街道上看见了成堆的尸体。贝德士认为，在日本人占领南京后最初的72小时里，有多达3万名放下武器的士兵没有被当作俘虏受降，而是被屠杀了。安全区委员会雇用了工人来埋葬他们。

更多的尸体则是被扔进江里，被水流卷走或是被其他人掩埋。日本人仍然相信有中国士兵躲藏在城里，他们花了三周时间在安全区和难民营围捕嫌疑人，这座城市的大部分人口都在这两处避难；他们逮捕并射杀了一大批体格健壮、手上长满老茧的人，用的估计是来复枪。贝德士承认，一些中国官兵脱下了军装，打扮成平民的样子，但他认为，绝大多数被处决的人都只不过是体力工人。

在谈到中国妇女的命运时，贝德士讲起了日本兵犯下的数百起轮奸案。通常每伙士兵有15—20人，他们冲进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甚至强行闯入私家住宅。有两次，贝德士都亲自出面阻止了日本军官在他的大学里强奸女性。从魏特琳等人那里，贝德士听到了许多可怕的故事，女孩们被抓起来，被连续强奸数日。他看到过一些照片，照片上中国妇女被剥光衣服，阴道被插入棍子，极尽羞辱。他可以千真万确地证明，就在他的大学里，日本士兵强奸了一名9岁的女孩和一位76岁的老奶奶。

贝德士还描述了日本人对这座城市的抢劫掠夺。作为学校应急委员会的主席，他画了一份图表，总结了抢劫和建筑物毁坏带来的损失，他估计这些损失已超过3万美元。金陵神学院也遭遇了类似的灾情，食物、衣服和家具都被洗劫一空。美国圣公会的教堂12月12日之前已经被炮弹毁坏，这时又遭到了洗劫和烧毁。各种各样的美国企业——一家木材公司、一家剧院和一家贸易运输仓库——都被抢走了设备、卡车和汽油。房主逃离后留给中国人看管的房屋也被反复抢劫，然后又被纵火焚毁。

在大多数情况下，成群结伙的日本士兵肆意地偷取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另一些时候，盗窃是有组织的，在日军卡车车队的支持下，军官们清空了银行的金库，抢光了工厂、商店和民宅。任何可移动的东西都被随意带走。几个月后，几名比较有影响力的外国居民获许取回他们的钢琴，他们在一个仓库里找到了自己的钢琴，当时仓库里还放着200多架被盗的钢琴。

萨顿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安全区委员会的抗议到底达到了哪一层？贝德士一清二楚的是，他自己和其他人已经通知过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他还亲自写信给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并将信印发给他们。但他并没有依据来判断美国国务院是否在与东京的沟通中使用过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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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面后，第二天早上8点，贝德士和萨顿再次见面，这次谈论到的是另一位大学教授史迈士，他也是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人。

对萨顿来说，史迈士的信息将是乙级或丙级战争罪的理想证据来源。作为安全区委员会的秘书，史迈士和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每天两次轮流提交中国人伤亡情况的详细记录。自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入南京后，他们这样坚持了六个星期。

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样，史迈士也写信给他的妻子，她在南京沦陷前就已经离开了，所以这些信他都先保存着，待日后重聚时再给她。他向她描述了日军入侵的前三天里，他和拉贝如何竭尽全力阻止日军屠杀被怀疑为中国士兵的男子，日军判断的依据仅是手上有茧，可能习惯用枪，或是留着短发，或者仅仅因为他们身材健壮。结果史迈士和拉贝的努力都是徒劳。

史迈士称日军对中国女性的性侵犯简直令人毛骨悚然。12月21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在最为混乱的周六和周日，我们估计每天晚上肯定有1000多名妇女被强奸，而且在这两天里，安全区白天被强奸的妇女可能和晚上的一样多！任何年轻妇女以及少数老年妇女一旦被发现，都无法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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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晚，莫罗上校、裘劭恒以及国际检察局的助手杰克·克劳利抵达南京，入住大都会饭店。第二天早上8点，第一批大屠杀幸存者抵达了大都会饭店的大厅，在裘劭恒的带领下来到了312房间。其中许多人是和家人一起来的，他们都穿着防寒的棉袄棉裤。他们与南京城大街上的任何一个路人都没有差别。然而，他们的证词却足以引发噩梦。

两个中国人开始讲述他们的经历，1937年12月，他们住的房子在城郊，两家人，一共14口。日军入城的第一天（应该是12月13日），来了约80名士兵，命令这两家人排成队站到屋外。日军指控这两家的三名成年男子是中国士兵，然后开枪打死了其中一名，又用刺刀刺杀了另外两人。还把第一个男人怀孕的妻子踢打致死。

接下来，一名27岁的年轻人作证说，日本人检查了一名厨师的右手，发现手上有茧，就开枪打死了他，一口咬定他手上有茧是因为当兵用枪。这位年轻人手上没茧，所幸被放过了。他还看到两名日本兵把一名不断挣扎哭泣的中国妇女拖进了一间屋子，应该是要强奸她。大约两周后，他又看到日本兵把一名大约13岁的女孩拖进了另一所房子。后来他听说女孩在那里惨遭强奸。

另一名目击者尚德义的证词令人心惊胆寒。他在日军机枪开枪时提前跌倒，五小时后从尸堆中爬了出来，惊险万分地躲过了日本兵的机枪扫射和集体屠杀。

那天晚上贝德士带着米尔斯牧师去见萨顿。米尔斯是个身材魁梧、目光深邃的南卡罗来纳人，和贝德士一样，他也获得过罗德奖学金，并且子承父业，他的父亲是一名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和贝德士都对日军的战地指挥官松井石根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1937年12月17日，松井石根骑着一匹栗色战马进入攻陷的城市，据传教士们所说，在他试图恢复城内秩序之前，足足有五个星期，他对一切放任不理。五周后，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残杀，居民们如惊弓之鸟，许多中国人的住宅、商店和企业被抢劫和烧毁。米尔斯和贝德士坚称，日本当局对这些暴行了如指掌，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亲自对其提出过抗议。

例如，1937年12月16日，贝德士写信给日本大使馆官员说：“请允许我非正式地向你们提出关于公共秩序和公共福利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就在你们使馆大楼旁边的那所大学。”接着，他一一列举了前一天所发生的抢劫和强奸事件——在图书馆大楼里有1500名中国人避难，结果四名妇女被强奸，三名妇女被抢走，遭到强奸后被放回来，但还有三名被带走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在信件结尾，他恳求对方能设身处地地思考，并且这样敦促道：“为了日本军队和日本帝国的声誉，以及日本当局和中国普通百姓之间的良好关系，也为了你们对自己的妻女姐妹的关心，请对南京的居民加以保护，使他们不再受到士兵的残暴对待。”

安全区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官员系统地更新了更为详尽的报告，并且向上海领事馆提出了抗议。直到1938年1月底，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约翰·穆尔·艾利森（John Moore Allison，时任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第三秘书）的密电后，日本才有所反应。两周之后，松井石根终于“告诉他的士兵得规矩点”。

不久之后，松井被勒令将指挥权移交给畑俊六，并且就此退役。虽然松井不是最高领导人，但他也被关押在巢鸭监狱，由于他臭名昭著，所以肯定会站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这让南京的官员颇有些沮丧，因为他们希望能亲自审判像松井这样的战地指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