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明确指出，这种军事开支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并将引发军备竞赛，加剧欧洲大陆的不安全感——即便没有美国支持也在所难免。当时的主流观点是：如果特朗普当选总统并撤销北约的第 5 条承诺（集体防御），我们是要坐视俄罗斯“吞噬”欧洲吗？在 2022 年和今天，这一直是德国的主流叙事。

德国外交部长在2025年的竞选期间曾声称：“波兰将是下一个目标，然后是德国的勃兰登堡”。他们甚至不再坚持“俄罗斯可能攻击欧洲或北约波罗的海成员国”的论调。然而，即便没有美国支持，欧洲北约成员国在常规武器系统上也具备两倍军事优势：欧洲现役军人总数达190万，而俄罗斯仅为90万。况且，这些俄罗斯的兵力分布覆盖于全球最大的陆地板块，即欧亚大陆。

政治与媒体领域非理性主义的核心逻辑在于：将俄罗斯建构为法西斯国家，并据此认定其企图吞噬欧洲。他们不去关注实际行动，而是紧盯言辞表象——由此将俄罗斯针对国内民众的叙事（如民族主义宣传）直接等同于现实威胁。

比如，他们声称俄罗斯要灭绝乌克兰并征服整个国家，将其吸收进俄罗斯版图——但没有人会疯狂到试图占领一个面积230万平方英里、人口4400万、拥有16-19万士兵军队的国家。如果对比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或者1941年德国发动对苏联的歼灭战就会发现，当时德军投入了350万士兵，仍陷入了血腥的游击战。俄罗斯当前的军事战略根本无法支撑‘即将袭击’欧洲的推测。即便真有袭击风险，欧洲也绝非毫无防备。

这一观点与我去年在北京参加“万寿国际安全研讨会”中听到的批评一致——来自全球南方多极化国家的代表指出，欧洲追求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的绝对安全，不仅未能使欧洲自身更安全，反而加剧了全球南方乃至欧洲国家的不安全感。真正的解决方案应是倡导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而非通过损害他国利益实现的特殊安全（particular security）或绝对安全逻辑。

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涵盖所有相关国家安全关切的欧洲共同安全架构。这一架构既包括不愿遭受核导弹攻击的西欧国家的诉求，也必须纳入曾与俄罗斯有过三百年复杂纠葛的东欧国家的历史记忆，同时——尽管存在争议——也应包含俄罗斯本身，因为它曾在十月革命期间遭德国入侵，而当时德方的明确意图是消灭3000万至5000万人口，并奴役整个东欧地区。这些安全关切需通过一种以军控为核心原则的共同安全架构予以应对，其目标是通过军控及最终裁军，构建双方无法相互攻击的结构性条件。

在军控领域，我们看到一系列重要条约被逐一废除：《中导条约》（INF）于2019年失效，2020年10月美国退出《开放天空条约》、2021年俄罗斯跟进退出该条约，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也将于明年2月5日到期。

对此，某些人的应对方案竟是呼吁德国拥有核武器——这种主张不仅来自政坛各派（从保守派到自由派），甚至包括部分左翼人士。

德国投票决定加大军费开支  BBC中文网

例如，欧洲议会选举中社民党首席候选人卡塔琳娜·巴尔利（Catharina Barley）已公开支持这一立场；绿党前外交部长费舍尔（Fischer）亦然；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家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其为多届德国联邦政府提供过政策咨询的政治学者——同样支持该主张。然而，此类政策不仅不会增强欧洲安全，反而会显著提升核武器实际使用的风险，最终可能导致欧洲陷入相互毁灭的灾难性后果。

欧洲极右翼是否真的对华友好？值得警惕

观察者网：是的，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一战是在欧洲爆发的，二战欧洲是主战场。从欧洲各国扩大军费的角度看，现在欧洲又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沿，更多的国家可能会卷入，这令人忧虑。我们来看刚刚结束的德国大选，为什么最后默茨会赢，而不是选择党？您知道吗？ 选择党党魁爱丽丝·魏德尔在中国颇受欢迎，为什么她输了，这反映了德国国内什么样的利益冲突？有人认为，德国的选举结果表明该国正从价值观导向的深度外交转向经济务实主义。您怎么看？

英格尔·索尔蒂：我理解为何一些中国人会认为爱丽丝·魏德尔及其代表的极右翼势力在对华态度上显得更务实、更愿意合作。例如，在选举后的全国电视辩论中，当各党派领导人同台时，“中国”仅被提及两次——绿党领袖罗伯特·哈贝克（ Robert Habeck）的强硬反华立场尤为突出。

您显然知晓外界对同属绿党的德国外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的批评——她此前发表的对华侮辱性言论（尤其是那句“我来中国不是为了讨论历史，而是为了未来”）引发争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党大多主张对华“政权更迭”：例如欧洲议会议长格雷戈里·沃森（Gregory Watson）曾公开威胁要推动对华政权更迭；而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选举夜首位提及中国的政客——却强调“德国经济需要维持与中国的良好贸易关系”。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德国极右翼本质上是国际极右翼体系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他们在自认为有利或方便时会从背后捅刀子。此外，他们正加速推进“跨大西洋化”进程——效仿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与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政治路径。这条道路之所以被选择，其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梅洛尼（Meloni）已成功在意大利成功掌权，勒庞几乎在法国复制了这一模式（本文发稿时勒庞被控滥用资金判刑4年监禁，禁选公职5年）。为了夺取并巩固权力，他们逐渐会抛弃反建制立场，转而采取高度务实的策略。这种演变本质上意味着他们正在成为亲美与帝国主义的附庸。

您可以通过德国选举观察他们的观点转变：德国选择党（AfD）的竞选纲领仍主张退出欧盟并废除欧元（甚至呼吁对欧盟成员国身份举行公投）。但是，爱丽丝·魏德尔如今公开宣称“退出欧元区已不可行”——她辩称“这一选项仅在欧债危机期间存在”，而如今已“为时过晚”。

马斯克为德国极右翼选择党站台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埃隆·马斯克在德国选择党（AfD）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而特朗普与副总统万斯（J.D. Vance）则一直在暗中支持该党，试图助其赢得德国选举。在此背景下，魏德尔主张将军费开支提升至远超当前水平——您提及北约将国防预算定为GDP的5%，而魏德尔正在参照特朗普的谈判策略，提议提高国防预算比例至5%。由此可见，极右翼势力或将融入“跨大西洋对华分工对抗”战略的棋局。魏德尔的立场源于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对欧洲极右翼产生的“磁吸效应”。

因此，我对魏德尔或极右翼势力是否真正“对华友好”持高度警惕——若其未来掌权，极可能与美国结盟，甚至成为美国推行“共同新冷战战略”的附庸力量。

德国引以为豪的出口模式彻底失效，选择党仍有可能进一步逼近权力核心

观察者网：有见地，但是为什么她选票大涨，却最终没有赢得选举，德国选民是怎么想的？

英格尔·索尔蒂：当前德国的政治生态可概括为民粹主义盛行，一个民粹主义的时刻——类似于美国及南欧国家在欧元区危机期间的状况，民众对政府信任度崩塌，认为其缺乏治理能力与问题解决效率。正如前文所述，民主正面临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重侵蚀。

2024年11月德国大选前的民调显示，当被问及哪个政党能有效应对去工业化困境、贫困与气候变化等问题时，56%的受访者选择“没有”，反映出对传统政党与自由议会制政府的彻底失望。这种背景下，反建制力量（尤其是极右翼）迎来崛起契机。尽管德国选择党（AfD）在新冠疫情与乌克兰危机中借势扩张，现已成为第二大党，但其实际支持基础仍局限于投票给它的选民群体，多数民众仍反对其掌权。未来关键在于新政府能否有效应对挑战——若传统政党继续失能，AfD可能进一步逼近权力核心。

我认为当前局势的根源在于德国经济模式的物质基础——即以出口为导向的‘世界冠军’模式。德国长期依赖向美国和中国市场出口汽车、技术及工业品：一方面，中国通过工业化和成功的扶贫运动，使得7.7亿人口成为中产阶级，中国也成为了德国产品的巨大消费市场；另一方面，美国也曾是德国出口的重要目的地。然而，这种模式现已走向终结。

首先，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已对中国和德国同时发起贸易战，并通过制裁施压欧洲企业与中国‘脱钩’（例如限制雇佣中国工人或限制使用含美国技术的产品）。这种供应链政治化策略反而适得其反——中国产品凭借创新优势（如新能源汽车、智能设备）逐步替代德国制造，甚至反向渗透至俄罗斯超市及全球南方市场。

其次，制裁措施成为“回旋镖”，不仅未能遏制中国技术崛起，反而刺激了中国本土产业链升级。如今，德国引以为傲的出口模型已因中美双重压力与全球南方“去德国化”趋势彻底失效。

当前德国社会正面临阶层向下流动的危机——通货膨胀（源于乌克兰战争及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红绿灯联盟”政策转向引发的转型阻塞，共同导致了大规模绝对贫困的蔓延。

而核心问题在于：当前军费开支的性质究竟是遵循政治逻辑，还是服务于“军事凯恩斯主义”的经济逻辑？其本质是否是以军事装备（如坦克）替代德国失去全球市场的汽车产业，试图通过持续创造新需求（类似美国通过战争消耗军备）来挽救经济？

我担心，德国最终可能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如果围绕莱茵金属公司（Rheinmetall）等军工企业打造军事工业复合体（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其利润已飙升700%），这种模式本身就会形成危险的内在逻辑。这将导致政府愈发不得人心。

试想，在半年到一年内，如果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在民调中领先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将会引发政府执政危机：社民党与传统保守派（CDU）或将陷入类似竞选季的对立状态，彼此攻讦。这种内耗可能导致政府提前解体、重新选举，甚至出现CDU与AfD组成联合政府的局面。

核心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反对派（Socialist Opposition）在选举中表现相当亮眼，若能将反军费开支的抗议与反对削减社会福利的诉求相结合——这两者互为表里，互相支撑——或将真正成为一股具有影响力的反对力量，尤其是在德国选择党（AfD）日益倒向美国、持续推动军费扩张的背景下。这种联动策略可望削弱传统执政联盟（如社民党与绿党）的合法性，并加剧政治极化。

欧盟应追求‘独立宣言’而非‘战略自主’

观察者网：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若德国（或欧洲）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中欧将有更大空间在应对全球变暖、经济合作等诸多领域深化协作。当前国际格局下，双方确实存在广泛共同利益。您认为，未来中国与欧洲是否会形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英格尔·索尔蒂：我认为中欧之间确实存在诸多共同利益——您提到了气候变化，显然这属于人类面临的诸多全球性挑战。人类面临的挑战不胜枚举，或许可以暂且聚焦关键议题。但必须强调的是，无论是世界和平还是气候变化问题，若缺乏合作将难以解决，而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

我认为，如果欧洲能够正视世界格局的变化——即全球经济重心已从北半球和西方转向东方与南方，并承认金砖国家（BRICS）等新兴力量的崛起——这将成为中欧合作的先决条件。

正视世界格局的变化，承认金砖国家等新兴力量崛起，是中欧合作先决条件

核心在于，欧洲需要接纳多元化的现代化路径（例如中国式现代化），承认任何挑战——无论是社会问题、生态危机、气候变化，还是政府民主响应能力的缺失——都存在不同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必须摒弃欧盟2019年将中国定性为“制度性对手”后推行的侵略性“政权更迭”议程，以及德国政府在其2022年对华战略中自我设定的同类目标。欧洲更应正视自身人权困境，包括福利国家结构等现实问题，并承认中国在减贫领域对世界历史的突破性贡献——通过使数亿人摆脱极端贫困，中国实际上开创了人权保障的实践新范式。

但我认为欧洲尚未真正意识到我们身处多极世界的事实，也尚未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然而，欧洲有必要调整方向——欧盟应追求‘独立宣言’而非‘战略自主’，因为后者本质上意味着对美依附性，其根源在于屈从于美国要求欧洲对华实施军事化的霸权逻辑。

换言之，这一战略的本质是为美国利益服务。因此，欧洲应当推动构建新型欧亚共同安全与繁荣区，并深化对华合作。这才是保障欧洲工人阶级与普通民众福祉的关键所在，而非追随美国开启新一轮阵营对抗——这种对抗只会强化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威权主义，并加剧欧洲各国的阶级贫困化，同时极有可能引发核战争。

“中国才是‘华盛顿共识’的最后捍卫者”

观察者网：很精彩！您提到了您的新书，是关于什么主题的，可以大致说说核心观点吗？

英格尔·索尔蒂：今年五月，我的著作《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Post Liberal Capitalism）即将出版。书中核心论点是：西方资本主义正蜕变为‘非自由主义’或‘逆自由主义’形态——无论是在国际秩序层面还是国内治理层面。我常戏称‘中国才是华盛顿共识最后的捍卫者’，这绝非戏言，而是现实：中国正倡导开放的全球自由主义全球化，而美欧却以国家安全为名，行排挤竞争之实，走向逆自由化。

例如，美国强迫外国企业将资产出售给本土竞争对手（如 TikTok 事件），并向巴拿马小国政府施压迫使其驱逐中国投资；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则阻止中国投资者收购汉堡港部分股权（如中远海运案例）。这种对外的“后自由主义”行径，与国内推行更威权的后自由主义政策形成双重镜像。

正如我多次强调的，西方将中国的高竞争力归咎于自由议会制的“失败”，认为其已不再是最佳政治形态。我的核心观点是：竞争与合作本可共存，但必须不惜代价避免以社会正义与气候正义为名推动新的阵营对抗——这正是我新书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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