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经验看，尽管二者存在差异，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下资产阶级统治的两种形式。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国家形态曾有两个武断的错误结论——即列宁所言“民主是资本主义最优秀的孩子”，还有法兰克福学派断言“法西斯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理想政治形态”。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既能与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形态共存，也能与自由主义体制相容。

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危机：19世纪末长期经济萧条、1929-193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20世纪70年代福特主义危机，直至当前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危机，每一次危机都在重塑国内生产关系、重构国家治理形式，并改写全球秩序格局。自由主义体系关心诸如以下问题：是否存在自由贸易？是否存在保护主义？等等。

而在面对右翼威权主义或新法西斯主义运动时，我认为关键是要通过功能（而非形式）来审视它们——判断它们是否服务于资本主导派系的需求，还是与之利益相悖。此外还需追问：专制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是否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分析的，是阶级力量平衡的产物？又或如尼科斯·普兰查斯所言，恰恰相反，由于社会主义力量过于弱小，无法指明一条平等国际主义的路径以突破危机，因而这是资本主义面对危机难以为继的产物？

我认为，普兰查斯的视角更贴近当下现实。当代资本主义西方的矛盾已激化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极右翼借机崛起，并抛出‘资源已不足以满足所有人’的口号。我们被迫抛弃人权——无论是希腊债务危机中对希腊人民的剥夺，2015年难民危机中对叙利亚难民的排斥，还是对底层民众的漠视。我认为，这正是极右翼运动兴起的根源：它们始终在为剥夺其他社会群体的权利正名，将特定群体排除在民主参与权和经济参与权之外。

透过这一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清晰观察到所谓“不守规矩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者”在执政后的行为逻辑。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当选，从2017年奥地利极右翼政党首次参与组阁，这些案例印证了我们的判断：这些政治力量长期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主导阶级（即跨国公司集团）的“功能失调”的产物，似乎只是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危机爆发时的症状性反应。

他们高调反对移民，却对催生移民潮的战争保持沉默；他们谴责移民问题，却纵容摧毁非洲小规模自给农民生存的自由贸易政策；他们声讨犯罪现象，却回避加剧社会不公的贫富鸿沟——以拉丁美洲为例，这种鸿沟会进而催生犯罪；他们痛斥城乡差距，却维护着造成这种分裂的市场机制——就像伦敦、巴黎、德国南部这些运转良好的城市区域，与陷入衰败的农村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交通瘫痪、医疗匮乏、房产贬值，民生凋敝。

所有这些现象表明，极右翼势力最初看似与跨国资本体系格格不入。以宝马、拜耳或戴姆勒等跨国公司为例，欧盟及欧元体系是其进入全球市场的重要跳板；而全球北约军事联盟则是维护全球资本利益的工具——尤其是通过海上控制。因此，极右翼若想参与政权，就必须默认跨国资本的核心利益。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已显露衰颓迹象，其鼓吹的“经济民族主义”——包括惩罚性关税、贸易战和保护主义——反而成为维持资本主义体系的实用策略。这种转变揭示出：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遭遇困境时，极右翼势力通过煽动排外情绪和政策转向，客观上为跨国资本调整全球布局提供了政治掩护。

法国极右翼政党领袖勒庞（左）被控滥用资金获刑四年，禁选公职5年，特朗普及欧洲极右翼政党领导人声援

正如我在著作《特朗普的胜利？》（Trump’s Triumph?）中所分析的，特朗普政府曾试图对美国国家体系进行极权主义转型。然而，这一进程中更深刻的历史动力与结构性趋势，实则与特朗普本人无直接关联，而更多根植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深层危机。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我2020年的著作《即将到来的中美战争》（The Coming War with China），该书聚焦中美高科技竞争，我提出：中国在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后展现了超强竞争力——其通过大规模国家干预实施的危机应对策略，已被证明优于西方的紧缩政策。

西方国家在2008年采取的“成本与劳动力的内部贬值”战略，本质上是将危机代价转嫁给劳动大众。因此，我在2020年的核心结论是：西方必须作出抉择——效仿中国的国家干预模式，建立自身的产业政策并扶持国家龙头企业可能是上策。

从拜登经济学视角观察，《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欧盟《芯片法案》等政策举措，实质上都是在尝试复制中国产业政策模式——通过税收优惠吸引英特尔、苹果、台积电（TSM）等半导体企业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动态引资政策与欧洲绿色转型计划同样遭遇失败。当前西方对中国加征惩罚性关税、转向威权主义国家形态的举措，正是这种政策失利的必然结果。我的核心论点是：西方正在中国超强竞争力的压力下，通过被动革命走向威权主义国家形态。因为它们逐渐意识到，在与中国竞争中，自由议会制框架已显现功能性障碍——既无法有效动员产业政策资源，更难以维持科技创新优势。

西方半个世纪的新自由主义已严重削弱其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在资本积累与国家管理的狭义逻辑框架内亦然。新自由主义令西方社会陷入功能失调：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层面皆是如此。

如今，维持西方霸权的诉求正促使西方摒弃自由议会制体系，转向强化行政主导体制。这并不意味着普选权将被废除，选举仍将举行，但议会将被虚化。美国通过行政令治国的路径，以及德国与欧盟军事化进程（例如我称之为德国“内部时代转折”的转型）——这一切都昭示着一种历史性趋势。

“美国不会疏离欧洲，美国仍需要欧洲加入抗中联盟”

观察者网：我刚刚读到你撰写的关于乌克兰危机的文章，这场危机如今既是欧洲的核心议题，也在中国引发广泛讨论。你曾指出“自由主义妄想”（Liberal delusion）拯救不了乌克兰，但如今美国政府已经不再坚定地提供军援给乌克兰，而欧洲的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却仍在援助乌克兰。那么，你认为驱动德国政策偏离美国路线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这是标志着欧盟战略自主的显现，还是跨大西洋协调机制出现了根本性裂痕？既然你断言“自由主义妄想”无法拯救乌克兰，那么，哪些力量能够支撑俄乌问题的实质性解决？

英格尔·索尔蒂：很好的问题。首先，我不确定——或者说，我认为我们不必过分强调拜登在乌克兰政策上与特朗普的决裂。表面上看，拜登的政策似乎与特朗普的新政策完全相反，毕竟拜登政府此前还批评过特朗普对乌政策。但无论如何，我认为特朗普实际上是来摘桃的，他正在收割拜登培育的果实——换句话说，美国在乌克兰已经实现了大部分（甚至全部）无需直接部署美军即可达成的目标，而直接派兵将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时代的爆发，这是他们不愿冒险的。

当前局势可概括如下：战争实质上已进入僵局。冲突本身尚未终结，但已陷入停滞——并非因乌克兰无法获取更多武器，而在于其政府缺乏自愿参军的士兵，即那些愿意且有能力使用武器的志愿兵。从根本上说，乌克兰工人阶级正通过抵制强制征兵来终结战争：他们藏身躲避、营救同伴、枪杀强征士兵的军官、炸毁征兵站等。如今，乌克兰政府正试图通过“经济征兵”——即以经济手段迫使民众参军——寻找更多志愿者。

这本质上是在用‘玩俄罗斯轮盘赌’的承诺，吸引可怜的18至24岁年轻人参军——他们可能丧命、残废、精神崩溃，也可能在一年内赚到原本需要十年才能挣到的钱。他们能得到免息抵押贷款、免费大学教育等等。这就是这一切发生的唯一逻辑。显然，这些钱来自欧洲，乌克兰政府根本没有这些资源。因此，欧洲各国政府实际上是在故意拖延不可避免的结局：一场注定无法取胜的消耗战、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他们试图推迟‘真相时刻’，即承认必须通过谈判实现停火，随后签订和平条约，并建立欧洲新的共同安全架构。而美国则基本上宣布停战了，我猜这样更现实，美国也从战争中获利更多。

我的意思是，乌克兰政府被西方逼迫私有化其国家资产，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结构性调整计划一贯的做法一样。这一切由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基金美国贝莱德（Blackrock）公司主导。这种情况早在拜登执政时就已经开始实施，而现在特朗普只是更公开地谈论此事——比如他想攫取哪些稀土、锂矿、其他矿物和土地。而欧洲人正被排挤在外，这也是他们试图反抗却缺乏实际能力的原因。

有人认为美国正在疏远欧洲，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他们说，特朗普如同一名“衰落管控者”，正试图推行新版“门罗主义”——这项“主义”认为，美国应像其过去主导西半球时那样，重新确立对该地区的霸权。比如他迫使巴拿马政府驱逐中国投资，他还强迫巴拿马退出2017年加入的“一带一路”倡议。再比如那些认为美国正在推行一种“基辛格式现实主义”的声音，等等。

但我目前并不认同。我认为美国仍需要欧洲来实现我所说的‘跨大西洋分工对抗中国’的战略。尽管欧洲现在试图军事化，努力成为一支军事化力量，但欧洲资本仍然需要美国来维护其国际利益。因此，我并不认为跨大西洋关系会陷入长期裂痕。

我认为我们绝不能低估的是，正如我上周在德国国家广播电台中也提到的，欧洲社会因这场冲突变得非理性化，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趋势。

我的意思是，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被引导相信他们可以首次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相信他们此次对抗普京就如同当年抗击希特勒。他们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凭借美国与欧洲的经济合力，他们能够轻易击败俄罗斯，并自诩在经济、政治、文化及道德层面凌驾于俄罗斯之上——这种傲慢姿态恰如前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将俄罗斯蔑称为“拥有核武器的上沃尔特”（Upper Volta with nuclear missiles，Upper Volta是布基拉法索的旧称）的隐喻。

这种叙事方式就像好莱坞电影般，让‘正义必然战胜邪恶’，仿佛《指环王》中夏尔对抗魔多、《星球大战》中的莱娅公主对抗死星Death Star与达斯·维达（Darth Vader），或是《哈利·波特》中哈利对抗伏地魔一样。简而言之，整个战争被包装成了善与恶的终极对决。

恐俄叙事仍占欧洲主流，俄乌冲突被包装成一场“善恶的对决”

如今， 欧洲社会不得不接受挫败的现实，而这种挫败正深刻影响着大众心理——他们开始自问：“我们曾击败希特勒，为何这次会失败？”

他们的认知是：“普京等同于希特勒；特朗普等同于普京，因而也是希特勒。如今特朗普-希特勒与马斯克-希特勒正试图将德国极右翼势力推向权力巅峰。”这种无力感与自恋性屈辱（源于欧洲对乌政策的失败），使得欧洲自由派如同遭受创伤的受害者，将自身攻击行为合理化为正当防卫。

这种现象为自由派激进主义提供了借口，助长报复性情绪，最终导致军费开支的无节制扩张——全然背离理性逻辑。与此同时，这种非理性主义正被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始终主张提高军费、推动帝国式冒险的外交政策精英共识所利用。

欧洲需要共同安全架构，但有些恐俄分子却在呼吁拥核

观察者网： 从中国人的局外视角来看，特朗普要求北约的欧洲国家军费开支到GDP的5%，德国计划将军费开支从当前的2%增加到3.5%，英国也有类似增加军费的计划。这种争相增加军费的态势会导致欧洲的军备竞赛吗？而且，我们知道曾经作为欧洲经济支柱的德国，经济已经明显出现衰退，德国怎么去平衡国防开支以及经济发展？

英格尔·索尔蒂：问得好。2022年2月27日——俄乌战争爆发仅三天后——德国政府（或者说德国总理）既未与议会协商，也未与执政党内部讨论，更未经德国社会各界（工会、大学、民间团体等）的辩论，便仓促宣布了千亿欧元的特别军事基金。而我当时正担任德国联邦议院的顾问，我反对增加军费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