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经济的“顶梁柱”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方兴未艾，可又有哪一项来自这些曾经叱咤风云，冷战年代与美国在许多尖端科技领域争锋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呢？

经济学权威声称有恒产者有恒心，私有化赋予企业家创新能力，“企业家精神”。苏东三十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国企私有化的残酷现实证明，私有化绝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于曾经的公有制经济体，那就是一剂致命的毒药，值得人类社会深刻的反思。

什么样的改革才有红利，才有利于国家利益，人民福祉？

被称作当今世界一代枭雄的普京，公元2000年就任俄国总统时宣称“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二十年转眼将至，然而被西方顶层设计“休克疗法”铲除了所谓“制度性障碍”，即彻底清除计划经济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面私有化浪潮断送国有经济体系的支撑，以及随之被西方掏空、摧毁了的工业基础，只能依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俄国已经完全不可能在20年内重现当年苏联时期所创造过的辉煌。2017年12月6日普京正式宣布参加下一届总统竞选，普京还有当年的豪气吗？

就难怪奥巴马离别总统宝座前不忘讥讽俄国：“他们（俄罗斯）是一个较小的国家、较弱的国家。除了石油、天然气和武器，他们的经济产不出其他任何别人愿意购买的东西。他们没有创新。”

奥巴马一语道出真谛：私有化不等于创新，被西方顶层设计改革私有化的俄国，既没有出现所谓企业家精神的创新、更没有出现市场化国家的创新。事实无情戳穿被经济学家们冥顽不化鼓吹的私有化原教旨主义精神价值。“有恒产者有恒心”，私有化才有企业家精神、创新动力，他就忘了，中国还有一句古话是“富不过三代”，恰似告诫有恒产者最容易失去创业的初心。

苏东改革的教训告诫我们，国企改革制度自信的缺失，自主发展还是委身于外企仅一念之差，损失的不仅是像徐工这样的如今价值千亿的国有资产和市场，更丧失中国基础工业的主导权和“顶梁柱”，战略上遗患无穷，并最终直接关系到中国崛起的成败。

试想，在当时的所谓与国际接轨的政治大环境下，外资并购徐工一旦成功，就等于开了一个危险的口子，同行业和其他制造业的骨干企业都可仿效徐工让外资并购。

有些人可能认为，国企只要守住军工、能源等领域就行，殊不知装备制造业也是一个国家的战略产业，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体量的国家，它是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国防体系的基础。如果装备制造业对外资不再设防，缺乏自主的机械装备，也会影响其他产业的发展。失去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发展，中国想技术上赶超发达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恐怕就只能是美好的梦想。

习总书记调研徐工时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这从根本上为国企改革把握了前进方向。

缺乏制度自信的国企改革必成为高官高管“私人会所”的饕餮盛宴

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当前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重中之重的大环境下，徐工的改革探索备受各界关注，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2015年11月11日，据徐工集团官网报道，集团董事长在接受《中国经营报》采访时说：“国企改革必须加快，这样企业将有更加合理的机制和体制，使内部的员工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徐工的预期是将国有控股降到25%左右，国家相对大，但不绝对控股，中间有众多战略投资者细分这个股份，而我们的管理层和技术骨干，参与部分股份，这个股权不用国家掏一分钱，自己掏钱买。徐工已经在做资产管理计划，包括贷款、自己砸锅卖铁掏了2亿多，现在已经开始推动了，我期望时间是今年年底或明年三月份必须完成改革。绝对不能拖，因为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也是大家能够形成共识的时机，想把中国经济或制造企业变成世界级企业，这个改革不可或缺”。

国企一方面为国家所有，国家为企业和员工的发展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与保障，另一方面，国企的管理层和普通员工，确实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如何平衡好全民与个人的利益，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同样重要的是，国企要发展面临资金问题，如何把握对各种来源资金的利用，与控股权问题之间的平衡，也可以说是见仁见智。

但两年过去，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当时徐工部分管理层期望的改革，没有成为现实，可见高层对国企改革有不同的思路。

2015年，徐工其实已经是世界级企业，如果相关人士有更长远的眼光，就不会说“想把中国经济或制造企业变成世界级企业，这个改革不可或缺”。

更为意味深长的是他强调“绝对不能拖，因为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也是大家能够形成共识的时机”。这个“共识说”有着深刻的背景，因为从经济学权威，到部分官方人士，新自由主义信徒当时仍能对改革施加影响。比如在2013年时，就有官方人士称：铁路方面改革的核心，是看外部的投资者能不能，愿意不愿意进入，改革是否成功就看这个指标。

“改革是否成功就看这个指标”？

能吸引其他投资者的言下之意，就是铁路要有赚头，这样才算是改革成功。如果单单站在铁路系统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判断固然有合理性。但铁路这样的行业，对整个国家的战略安全、经济发展、产业拉动有许多积极影响，当然应该考虑全局，而非囿于局部盈利。

不明白这些高级智囊为什么一定要外部投资者进入中国铁路。非国有资本的外部投资者进入，未必就能助推铁路发展。

世界最发达国家美国，铁路私人运营，每年从美国联邦政府获得十几亿美元的财政补贴，无论安全和效率与国企中国铁路比都相去甚远。

2017年12月18日美国铁路又出事了，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由西雅图开往波特兰的501次列车当天在华盛顿州塔科马以南一处高架路段脱轨，列车上有约78名乘客和5名工作人员，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77人送医。

多年来美国铁路重特大事故频繁发生，2007年11月30日，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在芝加哥南部的一起货运列车相撞事故造成多人受伤。2012年11月30日，美国新泽西南部小镇帕洛斯波罗一处铁路桥坍塌，造成货运火车出轨坠入河中，并导致火车上运载的剧毒氯乙烯泄漏。2013年5月，则在两周内发生三起事故，导致数十人受伤。去年9月29日，新泽西州一列开往纽约曼哈顿的通勤列车冲进车站，造成1人丧生，108人受伤。

中国铁路真的需要走美国铁路私有化的道路，需要“外部投资者进入中国铁路”吗？

在某些经济学家眼中，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志已经不是提高劳动生产力，而是打破“公有制垄断”，或者说私有化才是“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底；以简单粗暴的“降低国有控股”作为国企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政治正确”。

管理层和普通员工参股确实有一定的激励效果，外部资金也会有积极作用，但如前所述，需要把握平衡，严守大方向，而不是搞“闯关式”的“改革”。尤其是在混改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管理层，不能认为自己“劳苦功高”，急于分股，而应该认识到国家在国企成长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

徐工部分管理层当年的“豪言”，使得无数国企高管和行业主管紧盯着徐工在这个“最好的时机”推动的“创新”盛宴。所幸的是，徐工的混改没有这样进行，示范效应可能推动的私有化浪潮再次被阻断在萌芽状态。

5年前，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京外考察，选择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释放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强烈信号，以改革作为切入点和出发点。5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推动下，掀起全面改革大潮，成效和经验有目共睹。

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的首次调研，来到江苏徐州，考察徐工集团，这个前身始于1943年创建的八路军鲁南第八兵工厂，近年来自主研发的多种工程机械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产品销往世界，同时在国家开发智能制造、参与军民融合发展、参加“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的国有企业，和其它国有企业一道，构成“中国经济的‘顶梁柱’”。

习近平关心的是拥有红色基因的国企如何继续承担中国经济顶梁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