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范勇鹏】

姜义华教授的新著《中华文明的经脉》对中华文明作了宏大而精微的梳理。该书对中华文明的思考触及当前诸多学术焦点，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的统一传统。姜义华教授非常正确地指出：“自秦汉以来，政治大一统成为中华文明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它绝非一个短暂的发展阶段，而是整个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诉求和主要支柱。”¹ 然而，这一基本认识，在近二百年来却历经沉浮，至今也未能得到知识界和大众的普遍认可。“近百年来，人们在揭露和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黑暗统治时，经常漠视传统的政治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下，不少人曾试图将中国传统多民族统一国家改变为单一民族国家，将中国传统单一制国家改组为联邦制国家，将传统集权制改组为分权制，将传统郡县制改组为地方自治制，将大一统精英治国改组为多党或两党竞选治国。可是，一接触中国政治实际，所有这些构想都碰了壁，因为当这些方案付诸实施时，非但没有将中国引向大治，反而一再将中国引向大乱，引发极为激烈的社会政治冲突。”²

诚如姜教授所言，中国在清朝覆亡之后，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孙中山曾长期坚持元末起义的狭隘民族主义口号，追求汉地独立。但创立民国后发现中华民族早已多元一体，汉满蒙回藏谁离开谁都无法独荣，于是只好“五族共和”。民国初年曾模仿美国搞联邦制，历次宪法均尝试过与中国统一集权传统背道而驰的方案。³新中国成立，中国才最终回到了走向统一的历史正途。

制度实验如此，思想潮流亦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的崛起做出了一个简单归因：因其分裂、分权，故其科学、工业、制度得以革新和强盛。严复的“知欧洲分治之所以兴，则知中国一统之所以弱矣”是代表性观点。⁴虽然政治实验不断证明分之弊端，知识群体中仍存在着一种崇尚西方分裂分权的潜意识。改革开放之后的思想解放给这种潜意识以流向地表的自由空间，其影响萦绕至今。政治哲学多迷恋于王庚武先生所批评之“微型政治传统”⁵，政治科学多专注于政治生活中的多元、竞争、分权，用所谓“民主”价值观来“全面否定”中国的大一统。⁶

宪法学者坚信世界的发展方向是从单一制走向联邦制，⁷历史学者否定统一是中国历史之常态。⁸如果说在清季民初梁启超批判中国大一统为“退化之状”，有矫枉过正之良苦用心，今人仍持此说却不能不说是有昧于历史客观规律和日益昭彰的世界发展大势。

所谓科学，萌于异同。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和今日广土众民之规模在世界历史中是如此独特，而欧亚大陆诸文明早期帝国之迅速崩解、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又是如此普遍。⁹所谓主流政治科学对此却熟视无睹，的确是咄咄怪事。¹⁰可喜的是，近年来各领域均有学者意识到统一和规模是讨论一切政治不可离之须臾的变量，并加以严肃对待。将大一统视作因变量者，如姜义华指出其以小农为经济基础，以人本为文化基础，集权为制度基础，以基层自治为社会基础。¹¹赵汀阳基于“天下”概念尝试以哲学演绎的方法发展出解释中国统一、“中原逐鹿”的旋涡模式。¹²徐勇以“血缘道德”作为解释周王朝开启大规模统一制度的原因。¹³苏力从法学角度还原中国先民的生存情境和生活智慧，构建起从个人、家庭到国家制度的“宪制”链条。¹⁴

从自变量的角度，张维为用统一和规模来解释中国制度的发展逻辑。他从“百国之合”这一基本特性出发，提出了包括超多人口和超大国土在内的“四超”。¹⁵他的观点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广泛影响。¹⁶林尚立指出了大一统传统在现代中国制度选择和国家组织形态选择中的决定性作用。¹⁷

这场辩论仍在进行之中。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习惯于以西方的问题为问题，以西方的理论为圭臬，¹⁸良久没有出现这种围绕着中国本土命题而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展开辩论、并尝试从中提炼出普遍性命题的情形。因而在这场辩论中，不管是正方反方，均为中国学术主体意识和话语能力的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统一性命题的普遍性

虽然诸多学者关注到中国政治经验中统一性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仅仅将之视作中国的本土经验、本土知识，则低估了其普遍性。一旦将中国的统一和规模作为政治制度发展的一种理性“趋势”而非“例外”或“问题”，¹⁹我们对世界制度史的看法便会发生颠覆性的转变。前人认为中国近代衰落之因，恰恰包含着今日发展奇迹之因；过去所认为的西方兴起的条件，恰恰在今天造成了普遍的政治危机。因而，一些政治学者将“统一性”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提了出来。²⁰

统一性概念对于今天的世界政治有极强的现实性。近年中东地区不断显现“巴尔干化”趋势， 东南欧长期的巴尔干困境尚未有实质性改善，甚至欧美诸国也开始遭遇分裂危机。²¹以中国为参照系，甚或以中国为方法，我们恰恰可以看到，世界政治中存在的深层危机之一就是统一性缺失。不过，即便是粗浅扫描世界制度的统一之难，也是这样一篇短短笔谈文章无法做到的。故本文谨以美国为主要例子，探讨其实现统一国家制度之艰难，统一性缺失的原因以及其制度中的“封建性”因素，以期启发这方面更加深入广泛的研究讨论。

关于封建性的讨论，离不开一个知识背景，即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郡县”之辩。郡县制是中国长期统一的制度基础，相比起封建制度的“封建亲戚”，郡县制与选举、科举制等紧密嵌合，实现了客观化、理性化的国家治理模式。郡县制通过贯通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制度，实现了信息、人员和物资的纵向与横向流动，极大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整合，产生了将国家统一与个人道德和事功追求相契合的士人群体，在小农经济海洋中延续着天下情怀。郡县制建立了古代历史上最为高效的政府体系，与其他文明相比，更加接近贾谊所说的“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顾炎武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郡县制固然有其弊端，但毫无疑问的是，它支撑了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走出轴心时代而没有崩溃解体的文明。如柳宗元所说，郡县制“有叛国而无叛郡”，用历史实验证明了自己抵制分裂解体趋势的效力。

郡县制胜出并非易事，既需要“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式的高明政治手段，也经历了惨痛的内战、分裂和“五胡乱华”，前后经历600余年方才基本稳定下来。然而，正是郡县之难，成就了中国统一之易。欧亚大陆其他文明，未能克服此“难”，所以被迫不断重复性地选择其“易”，封建制或半封建制不断重现，²²造成了统一之“难”。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孜孜以求的一个梦想就是建立大规模的统一国家。启蒙以来无数思想家设想过统一的方案。²³无数领袖和独裁者也都渴望一统欧罗巴。但是封建传统之深厚和郡县制传统之缺乏使之始终未能实现这一梦想。²⁴美国、苏联和欧盟是大规模国家实验的三种主要模式，²⁵它们都选择了不同形式的联邦制作为合众为一的制度方案，当然具体方式包括代议制宪政联邦、苏维埃联邦和基于条约体系的超国家法律共同体。过去我们长期以某种浪漫主义的眼光看待这些伟大实验，但是苏联的命运和美欧今日困境，促使我们不得不严肃反思这些制度中所包含的“未完成性”。本文试图表明，这种未完成性的主要症结，就是其制度中所包含的“封建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