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鸿达】

在2018年6月的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当下是不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可能存在疑问，因为不同的人对“最好”的理解有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界的确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

这一轮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最大推动力也许就是中国的崛起了。中国的崛起正在加剧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担忧。尽管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有其不可忽视的局限性，但它仍然常常被用来衡量国家间的力量对比。2020年，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70.4%。

尽管当下美国和俄罗斯关系相当糟糕，但是美国不会太担心俄罗斯，因为美国有成功对付苏联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讲，当今的俄罗斯和往昔的苏联是同一类型的世界大国。经济上的不足，令俄罗斯难以真正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

虽然1995年日本的GDP也曾达到美国GDP的71%，但是美国也没有过于担心日本对自己的挑战。这不仅是因为日本对美国存在安全依赖，还是因为在1960至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中，日本已经被迫向美国妥协过。

但是，美国还没有对付当下中国的成功经验。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远超当年的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也不奉行需要消耗巨大国力的世界扩张政策，使得中国更加具有应对外部挑战或压力的实力和能力。中国也没有像当初的日本那样向美国妥协。

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对中国的种种施压并没有取得华盛顿想要的结果。从目前来看，今后美国也难以取得这样的结果。越是这样，在美国看来中国的挑战性就越大。在美国看来，中国和美国已经出现日益明显的结构性矛盾，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头号打压对象。

对于像中国这样体量的国家的外交来讲，世界格局及其变化的影响不言而喻。中国不是想不想应对，而是必须应对美国发起的打压。目前，美欧在诸多议题上联合对付中国的局面已经出现，而且它们还往往会得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帮助。

现在中国外交亟须找寻新的出路。一方面，尽管美国对中国多有敌视，但毕竟中美还有很多可以合作的议题，所以虽然中国要对美国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肯定不能丢掉与美国及西方大国合作的愿望。

另一方面，中国亟须进一步重视与地区关键国家的关系发展。深化与关键地区关键国家的关系发展，不是要把这些国家看作对抗美国的砝码，而是双方国家利益的切实需要。中国需要让一些地区国家对此有信心。

基于前述我对世界大国关系和中国外交应对的认知，再加上我在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主要大国的田野观察，去年10月我在《联合早报》发表了《中国需要新中东外交》。

这篇文章引起多方反响，当然包括一些批评。一些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和西方国家的驻华使领馆，也对这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关注。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表达的不是中国要抛弃与中东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友好，而是在现有与中东国家普遍比较友好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与土耳其、伊朗、以色列、沙特等中东核心大国的关系。今年3月，我在《联合早报》发表的另一篇评论《大国竞争视野下的中国外交思考》是我上述想法的延续。

巧合的是，中国在过去几个月中的一些中东外交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印证了我上述文章的一些看法。在评论2021年3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的中东之行时，很多媒体都提到中国的中东外交正在发生变化。

中东是大事频出、意外不断的地方，在不同时期中东常常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所以在观察中东时务必与时俱进，须有动态思维。同时，中东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中东人民也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分子，世界发展的一些规律当然也适用于中东和中东人民，所以观察中东时也须有世界发展的常态思维。

出生于中国和曾在中国久居的英国作家谢福芸（Dorothea Soothill Hosie，1885年－1959年）在1924年出版的《名门》（Two Gentlemen of China）中写道：“你们中国人和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你们是人，在你们身上，有美德，有恶习，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

谢福芸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时西方普遍把中国视为世界上的异类。直到今天，世界对中国的这一认知还没有消失。这个现象仍然让中国人不开心。

谢福芸的这个观察对当下中国的中东观很有借鉴意义。我觉得中国目前亟须有一个更为客观恰当的中东观。中东，的确还有很多矛盾和冲突，但是矛盾和冲突已经不再是中东最突出的标签。中东，和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最渴望的也是发展与进步。从现在到可预见的未来，最能帮助中东地区实现和平与发展的那个世界大国，会是在中东最受欢迎的世界大国。

正在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在中东可以有所为，也会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