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是脱贫与发展的正道

临沧风光秀美，物产优良，不过由于历史原因与地理条件导致的交通落后等原因，经济目前还比较落后。临沧面积有两万五千平方公里，接近北京天津合起来那么大，人口两百五十万，其中城镇人口92.4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36.86%。2015年地区总产值五百亿，人均GDP只有两万人民币，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四十，全市八个县区中，有七个还是贫困县。

现在一提起脱贫，许多地区就把旅游业当作一个重要的甚至主要的抓手。我本人并不反对旅游业，尤其是像临沧以及整个云南这样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一定要予以大力发展，我想强调的是，不能高估或夸大旅游业以及其它服务业对推动经济发展与脱贫致富的作用。

就拿临沧来说，八个县区中，只有耿马自治县不是贫困县，而耿马县的旅游业相对来说并不突出，2015年全县完成生产总值73.77亿元，旅游总收入7.88亿元，占生产总值的10.68%。

耿马自治县为什么最早脱贫？无非是第一，农业自然条件比较好，平地多；第二，工业相对发达。大力发展工业以及推动农业现代化，在此基础上让旅游业等服务业锦上添花。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脱贫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发展第二产业以及第一产业上，无工不富；再就是同步加强城市化与改善基础设施。

近年来，流行着一种贬低工业、拔高服务业的舆论思潮，说什么服务业比工业更高级、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高才是先进的表现，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除了少数领域，服务业大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非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怎么可能比工业更高级呢？

工业进展缓慢，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这不是产业升级、质量提高，这是产业降级、质量降低。结构调整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这种盲目推崇服务业的结构调整就是坏的结构调整。

还有人说，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先进的，我们是落后的，他们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因此我们也要向他们学习。如后面所举的弗林特的例子证明，当前西方国家服务业占比过高，其实是产业蜕化而非升级的表现，是前车之鉴，根本不是榜样。

像我老家山东淄博博山区，是一个老工业城市，在全国来讲，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属于先进行列，人民生活也相对富裕。九十年代适逢国企改革与产业大调整，当时博山一方面对自己传统优势工业关注不够，一方面又把旅游业等当作重点来抓，可是当地的旅游资源却又乏善可陈，结果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传统的工业衰败了，而新的旅游业等服务业也收效甚微，根本不足以弥补工业衰退造成的缺口。

迈克尔·摩尔是美国的纪录片大师，其出生地密歇根州弗林特，曾是美国仅次于底特律的汽车工业重镇，通用汽车公司的发源地。早在1989年，迈克尔·摩尔在其成名作《罗杰与我》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受里根“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八十年代弗林特抛弃了传统的工厂和工人，指望靠旅游业、娱乐业等服务业来拉动经济，结果却竹篮打水一场空。

迈克尔·摩尔虽然只是一个艺术家，可是，他比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都更早地看清了当今美国经济的弊害所在：废弃工业，青睐投机或服务业。衰败后的弗林特最近再次引起世人注意，还是自来水危机事件。为节省公共财政开支，弗林特市2014年起改以当地弗林特河为水源，不再从底特律地区买水，结果酿成了大事故。从全球工业重镇到自来水危机，弗林特的大起大落令人唏嘘。

“要不要工业化”的问题解决了，下面再来谈谈“如何推行工业化”的问题。

2016年1月中旬笔者曾去贵州考察。当地一个原来的贫困县，近期经济发展迅速，该县县委书记刚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他对我讲：无工不富，经济要发展就得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要发展就得有投资，现在有不少人贬低“招商引资”的作用，这是不对的，我们落后地区自己一无资本二无技术，不从外部吸引资金和技术，光靠我们自身根本无法快速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新加坡香港那么发达，照样有招商局等机构；像习近平刚去考察的重庆京东方，一个项目就投资三百多亿，有力促进了地方发展。

大道至简，这位县委书记的话比无数学者专家媒体人的高论更接近真理。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对重庆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各项工作给予肯定”（人民日报2016-1-7头版），并进行了“高度评价”（重庆日报2016-1-12头版）。近年来，跟云南一样都属于中西部较不发达地区的重庆以及稍晚一些的贵州，其发展大致有如下相同的特点：

第一，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在全国居于领先位置，这一点在当前全国经济明显下滑的情况下尤为突出；第二，经济增长依靠投资，工业投资与基础设施投资都保持着很高的增速，也在全国名列前茅，如贵州固定资产投资2012—2015年年均增长29.5%，高于全国同期11.7个百分点；第三，除了当地传统产业，高新产业发展尤为迅速，并逐渐形成集群优势（这一点在重庆尤为明显），提质增效与高增长同步；第四，环境生态建设同步推进。

重庆以及贵州的这些做法，并非新鲜事物，完全是对中国近三十多年来的高增长实践的正面经验与主要经验的继承和提升。

近年来，流行着一些似是而非的经济理论，如：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是提高质量，而不是高增长，降低速度有利于提高质量，只要质量上去了可以不要速度；投资拉动是不可持续的，是粗放低效的，应该升级为消费拉动和“创新拉动”。这些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质量当然要提高，但是通过降低速度的办法是就能实现吗？我看未必，无论从逻辑上还是经验上这都得不到支持。经济下滑过快，企业连盈利都没了，连生存都困难了，拿什么去提高质量？拿什么去“转方式、调结构”？

至于“消费拉动”一说，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本末倒置、倒果为因，消费增速取决于产出增速，产出增速则取决于投资增速，因此真正的事实是：投资增速决定产出增速，从而决定消费总量增速，而不是相反；投资增速下降后，消费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提高了，但是消费总量增速却下降了，消费占比增加不等于消费总量增加。

将“创新驱动”同投资对立或割裂开，也是错误的，提倡创新如同前述的“提高质量”，都是正确的，但是，创新不是无源之水，创新的落实，最终只能靠具体的投资来实现。集成电路、航空发动机、量子通信，这些正在大力推进的创新性或更高级的产业哪一项离得了投资呢？（上述观点详见拙文《没有速度就没有质量》、《居民收入跑输GDP  “降速提质”行不通》等）

目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是增加有效的高质量的供给，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光靠做减法是不行的，还要靠做加法、补短板。而做加法、补短板要落实，也只能通过具体的投资的途径。如被习近平当作供给侧改革有效例证的液晶面板产业，就完全是大规模投资的产物。有效的高质量的供给，是通过投资来实现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近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将速度、质量、投资等割裂或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保持高增长、高投资的重庆贵州等，经济质量提高也最快，低增长、低投资的东北地区，质量提高也最慢。要的是高效的投资，不是不要投资；要的是更高质量的速度，不是不要速度。

对照中国过去的高增长经验，以及近年来各地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临沧市与云南省完全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向与途径，来更快更好地推动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让精准扶贫与城市化工业化形成合力

整个云贵高原到处都是大山，群山环抱间的平地被当地人称作坝子，这些最为适合人类生产居住的坝子，成为临沧与整个云南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带。县城一般都位于一个大坝子，县城周边的小一些的坝子地区，农民日子也都不错。日子还比较苦的，主要是那些远离平坝住在深山里的（当然也不绝对）。

过去读书，看到毛泽东经常强调“国民党在平川，红军在高山”，对此不太理解，来云南看到坝子地区与高山地区明显的经济差异，就有了深切感受。临沧唯一的非贫困县耿马自治县，其突出特点就是海拔低，坝子面积大而且数量多，再加上光照条件好，农副业以及相关联的加工工业就较为发达，城市化程度也较高。加强城市化与工业化，把高山上的人转移到平地，把农村的人转移到城市，这是脱贫的根本途径。

现在，中国有不少人开始畏惧城市化，这是不可取的，城市才是集约与高效的。不光中小城市，包括超级大都市在内的城市化还需要进一步扩大，中国有十几亿人，经济规模又如此之大，完全应该产生几个与之相匹配的全球最大的都市群。

此行中笔者参观了位于海拔近两千米高山上的临翔区南美乡南美村。该村是一个纯拉祜族村落，过去经济落后，直到2013年之前，人均年收入才两千元。

南美拉祜古村落

2013年之后，乡里干部手把手地逐户教会了村民种植烤烟，以及烤烟与豌豆油菜轮种，再加上同期原茶收购价格提高，仅用了三年时间，拉祜族村民的收入就翻了一番多，2015年已经超过了人均五千元。

该地区的拉祜族，历史上发展水平就很低，以打猎采集为主，加上一些刀耕火种的农业，生活非常艰辛。解放后，农业水平虽然有了提高，但是仍旧很粗放。

乡干部们教会他们精耕细作，这个变革可谓不小（顺便说一下，乡镇干部通常是舆论揶揄的对象，被视作不干正事成天价胡吃海塞的一群，不过现实是很复杂的，像在这种贫困少数民族乡村任职的，工作还是很辛苦的）。

毫无疑问，像南美村的这种“精准扶贫”是值得肯定需要推广的。笔者在此想进一步提醒的是，目前不少人存在着对“精准扶贫”的片面理解，认为只要采取了精准扶贫措施，那么即使经济增长放缓了，城市化放缓了，也一样能够达到脱贫目标。脱贫靠的是两个途径，一个宏观一个微观，宏观上指的是整体经济发展，微观上指的就是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对应的是粗放扶贫，不是宏观扶贫。脱贫的成效，取决于宏观微观的合力，单单强调一方，效果都不可能达到最佳。

习近平在就十三五规划作说明时，强调十三五期间增长速度不能低于6.5%，否则无法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的既定目标，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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