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谢谢您，我想追问一下，全球芯片产业界将如何适应这样的局面？如果最终出现了中美两条平行的芯片供应链，这对整个半导体行业会有什么影响？

大卫·戈德曼：影响可能会非常糟糕。半导体这个行业的特殊之处在于，资本支出占盈利的比率非常之高。我记得在2021年，整个半导体行业的销售额大约是6000亿美元，而资本支出则高达约1700亿美元。这是因为半导体行业的技术更新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半导体企业投资时要赌上他们的未来，要基于对未来技术发展的预测做企业决策。

全球半导体产业资本支出与增长率变化趋势 图自：美国半导体行业研究机构 IC Insights

如今，许多美国的半导体大公司，当然也有中国台湾的公司，相当大的盈利都来自中国市场，比如高通、英伟达、泛林集团等等。如果对他们关闭中国市场，这些公司将蒙受巨大损失，美国政府准备好为他们提供补贴了吗？拜登政府在国会推动的《芯片法案》，本身不是一个坏主意，但其中给美国半导体企业5年内提供的补贴资金不足500亿美元，平均一年差不多补贴80亿美元。这可是一个年均资本投资就接近2000亿美元的行业啊，相比之下，美国政府能够提供的补贴只有杯水车薪，所以掐断中国市场会令美国半导体业界付出高昂代价。

所以我并不是很理解拜登政府是怎么想的，因为数字根本就对不上。我认为这是一项考虑欠周、执行糟糕的计划。对此我们知之甚少，但美国政府的行为最终可能会伤害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我个人观点，当然是希望美国依然保持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地位，但美国要赢得光明正大，不是通过压制竞争对手，而是提升自身的实力。危险在于，压制中国发展的过程也可能伤害美国，我认为这并非是对美国最有利的政策。

观察者网：去年，中国国内舆论围绕有企业将工厂迁往东南亚，产生了激烈辩论。有人担心这会对中国制造业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工作流失。有人则表示支持，认为是中国实现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的必要转型。您如何评价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合作的前景与挑战？

大卫·戈德曼：我认为你提到的说法都有道理。这一过程会给中国带来劳工方面的问题，但也有助于中国进一步攀登科技阶梯。中国的劳动力正经历巨大变革，邓小平时代，成长于农村和工厂的一代中国人，基本上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那一代人受过大专教育的比例只有3%，到这个十年年末（2030年），可能将超过50%。我们已经见识到，今天中国的年轻人不满足于在工厂从事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中国正同时面临失业问题与用工荒的问题，这是因为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受过职业技术教育与本科教育的年轻人，不再愿意接过他们父母30年前从事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很难在短时间内创造能够吸纳这么多技术劳动力的工作岗位。

此外，用工成本上升也是个问题。中国企业更有动力将工厂搬去越南、巴基斯坦、印尼等用工成本低的国家。短期来看，这可能令一部分中国劳工感到难受。但从长期来看，我们知道，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将会减少，不管未来10年人口生育率有多少，可以预测，未来20年都会持续经历适龄劳动力总量的萎缩。

所以，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提高劳动生产力。要么提高国内资本的劳动生产率，要么让这些资本搬迁到有足够劳工的地方，也就是东南亚、巴西、墨西哥还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以我认为，从人口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但显然这个过程中会出现矛盾摩擦，如何尽可能顺利地管理这一过程，这对中国政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观察者网：我们在2020年5月发表过一篇您的文章，您提出我们正见证“亚洲世纪”的开启。经历过3年疫情后，您如何评价当初提出的观点？这样的趋势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加速还是遭遇了一定挫折？未来的前景又如何？

大卫·戈德曼：我认为这一趋势的发展比我两年前预期的更快。我最近去了东南亚和香港，这是新冠疫情3年来我第一次造访当地。我在东南亚看到了爆炸式的增长趋势，几乎认不出来那些城市，与我之前去的感受完全不同。在曼谷，每天都有新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过去常见的街边摊贩，现在都搬进了有中央空调的大型购物中心。曼谷已经是一座完全不同的城市了，这意味着民众的收入会大幅提高，创造更多财富。而一旦连接曼谷、老挝到云南昆明的中泰高铁项目完工，我认为会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中泰高铁规划示意图 图自：新华丝路

印度也有强健的增长势头，尽管他们面临许多挑战，但那是另一个话题。是的，我确实认为亚洲经济的表现超过我当初的预料。亚洲的新兴国家，比如越南、马来西亚、泰国与印度尼西亚，可能会在下个十年成为新的“四小虎”，重现历史上韩国与中国台湾的增长表现。

观察者网：尽管过去几周因为气球事件，给中美关系增添了新的波折。但美国财长耶伦依然表达了希望访华谈合作的意愿。我的问题是，中美两国是否有可能在金融领域合作？

大卫·戈德曼：我认为美国的大型金融公司，一直都有在华开展业务的强烈意愿，诸如摩根大通等外资投行已经获准全资控股。贝莱德作为全美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也开始在中国做公募基金业务。我刚刚看到另一家美国知名私募股权公司华平投资集团，希望在中国发展投资产品。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中国经济的一大难题是，民众倾向于投资房地产，而非股票或债券。70%的家庭财富都集中在房地产，只有10%投资股票与债券，余下的大多是银行储蓄。在美国，可能有40%的家庭财富被放在股票债券市场。

显然，中国会乐见更多民众把储蓄转化为对工业和服务业投资，既促进经济增长又带来投资回报。中国会乐见民众通过投资逐步获利，并承担他们未来的养老。而中国的资本市场与监管机制，我认为并没有与实现该目标相匹配。当然，美国在这方面犯了许多失误，我们远远谈不上是一个优秀表率。在我看来，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美国银行业，尤其是监管部门的失职所导致。

我认为，中国要吸引外资公司，当然不仅限于美国公司。如果我没记错，瑞银是第一家在中国获得全资控股权的外国银行。我认为，中国向外国金融机构开放国内市场会大有裨益。中国国内的金融市场在许多领域都有提升的空间，比如债券市场曾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期，尤其是与房地产公司相关的债券蒙受了巨大损失。在市场陷入最低谷时，外国公司购买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公司债券，损失了大约80%的投资，这当然非常难受。

但目前市场在触底后略微反弹。我依然认为，中国获得西方金融公司的咨询会是明智之举。当然要批判地看待他们，因为这些机构过去的表现绝非满分。在我看来，中国总是能找到热切期待参与中国市场的西方金融机构，我认为我们的经验会对中国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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