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泛民主派和建制派对峙

居民和市民社会参政议政，配之以代议制民主，自然孕育出政党。香港虽然没有政党法，但政党政治已经左右了立法会，而且和社会运动、广场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多党竞争的体制下，所谓的建制派与反对派完全是以中央为参照进行区分的结果。对于香港本地而言，每个政党，都是香港社会内生的，只要是合法存在的，都构成特区宪制正常运作的参与者，无论是赞成政府还是反对政府。各政党通过社会动员影响居民和特区政府的关系、市民社会和政府的关系，通过立法会的宪制组织形式决定香港的立法，和行政形成对峙，影响香港的施政。不要把泛民主派看成一群飞进“一国两制”大厦的苍蝇，而要正视它存在的必然性和合法性。

香港政党两大阵营并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和纪律，行政长官普选立法的表决出现的乌龙局充分暴露了建制派依靠非正式联系的弱点。由于行政长官不能有政党背景，所以，香港特区政府与政党没有公法关联性，行政长官施政要想取得立法会的支持与合作，只能依靠其它的政治手段勉强应对。

最大的不利尚不在此，而在于无法形成正常的政治理性。没有执政党，各政党便没有真正的政治责任，都以派系利益为依归，甚至于每个党员各怀心胎，不以香港的整体利益为重，连党派的集体利益也置诸脑后；没有执政党，市民社会整体就没有真正的代表，有的只是各选区的代表，他们代表的不是社会的同一性而是多元的差异性；没有执政党，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日常的政治纽带被切断了，政府如何拉得动社会的马车？

如果特首由普选产生，结果只能是，要么催生出执政党来，要么普选蜕变为闹剧。立法会一些反对派议员的小丑式的表演、建制派个别懒虫议员、普选方案表决时建制派的乌龙局，都是缺乏正常政治理性的症状。对于没有正常政治理性的政治，人们又如何进行理性的判断呢？与其说这些现象是议员个人品性造成的，不如说这些现象连同议员的政治品格都是顶层设计不彻底、不究竟的遗患。反思香港政治，不要纠缠于具体个人的德性和动机，而要更上一层楼，上升到基本法的制度设计层面。

四、以“一国两制”为学堂，演绎对峙型政治

2047年以后香港将会怎样？是否还要坚持“一国两制”?对此，我们要有世界历史的时间观和世界战略的空间观。高瞻远瞩始于反思，反思贵在有提出正确问题的勇气和智慧。我们要反思过去十八年实践中的错误观念和无效手段，更要反思两制对峙顶层设计的智慧。

我的总体判断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仅于中国有利，也有利于世界秩序，而香港保持资本主义不仅于香港有利，也有利于整个中国。我们要区别正常的对峙与敌对行为，在对峙中寻求动态平衡，发展协商机制，减少对抗、增加合作；港人则要学会保守审慎，不要滥用对峙结构、滥用“说不”的自由和权力。

（一）两制对峙的理想图景与对峙型宪制的奥义

关于两制对峙，我们要认识到它的两个方面，一是其革命性的创造，这方面让人产生心旷神怡的美好想象，二是两制的二律背反，这方面又令人不知所措。

1、“一国两制”太极图

说明：此图由三个圆构成。大圆代表整个世界，黑色代表资本主义，中国是世界这条黑鱼的眼睛。香港实行资本主义，构成中国这条鱼的眼睛。中国与世界构成一个阴阳互动的太极图。为了简单明了起见，其余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类型的政治体以及澳门一概忽略不计。

“一国两制”的构想、特别行政区的创设，客观上实现了（也许是有望实现？）对中国古代天下模式与现代主权理论的扬弃，使中国从一个封闭内敛的主权国家逐步演化成一个自信的“内摄天下模式的主权国家”。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对，是二十世纪国际政治的常态和基本特征。“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的设想刚刚提出来的时候，其政治地理空间概念的意义并未充分显现，待到香港澳门回归时，苏东已经变色，世界的政治版图上社会主义国家所剩了了，中国成了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历史有趣，甚至有点吊诡，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宏大版图上镶嵌了两颗资本主义的宝珠。中国用“一国两制”把两种敌对的制度改造成一个对峙结构，含摄于一国之内，局部地终结了世界性的例外状态，使中国进入一种两制对峙互动的新常态。这种格局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

两制对峙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构安排，却也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制度设计，对国家和香港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香港回归更赶上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制度的对峙不仅为合作创设了一个制度空间，使国家在资金、管理技术、经济立法诸多方面从中大获其益，更重要的是把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活体安置于主权范围内供国人全面认真地观察、研究、体验和反思。如果没有香港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完善的经济制度，我们将难以想象中国经济起飞会如此神速。

实践证明，用社会主义包容局部的资本主义，整体上无害于社会主义，反而更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开放，有利于国家借鉴资本主义。十八九年后回头看，大抵一半是机缘和国运，一半是胆略和智慧。

在当今这个世界，我们注定要和资本主义共存。中国梦，天下梦！我们不仅要和资本主义和谐共存，还要顺势而为，有天下担当。“一国两制”是个学堂，在这个学堂里中国将重新演绎天下主义。由斯观之，“一国两制”应是国家长远的战略。只要两制对峙仍然是世界政治的常态，只要台湾问题尚未解决，无论香港管治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要坚持“一国两制”的大方向不动摇。

“一国两制”太极图不全是写实，更多的是一种美好的政治想象。这绝不意味着它没有意义，我们不能没有一种关于世界政治和“一国两制”的美好想象！否则就只能把它当作一种消极被动的权宜之计。

香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一度是内地的榜样

2、对峙型宪制的奥义

分析香港政治，不能因为香港存在大量的对抗行为，特别是极端行为，就否定“一国两制”的对峙性宪制安排，而要深谙其中的奥义。特区政权层面的三权对峙，未必符合基本法的本义，却契合资本主义宪政原理。香港自发形成的社会与特区政权二元对峙、建制派与反对派对峙，秉承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民主政治的精神。特区内部的宪制对峙、社会自发性对峙，二者共同与国家层面的制度形成对峙结构。没有特区政权的对峙和社会自发性对峙，两制也对峙不起来。

人既是理性动物，也是情感动物。政治制度设计一个根本难题是如何认识人性，平衡人的理性和激情，安顿“说不的人”（no-sayers）。对峙不仅仅是静态对比（contrast），必然包含动态对抗（opposition）。

这种充满内在张力的权力结构的科学性在于：第一，不追求静态的稳定与和谐，而追求动态的均衡与活力；不压制激情，而给理性和激情都留有发挥的空间，防止过多的激情在体制之外发酵，酿成致命的破坏性力量。第二，不追求唯一的真理，如果有什么真理的话，也只能通过对话、辩论而呈现出来；不追求绝对权威，而以妥协的相对正义为要务。第三，不追求绝对的权威，而是切割权力（准确地说，权力被转化成了权能），让一种权力的激情和理性和另外一种权力的激情和理性之间形成张力，依靠这种“主体间”“权能间”的张力防止一权独大、一种激情泛滥。

宪制性对峙是一种政治游戏规则，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对话方式与合作模式。对峙是包容性的（inclusive），而非排斥性的（exclusive），在对峙体制中没有他者（the other）。对峙的本义绝非敌对，在这个结构中只有对手（opponent），没有敌人（enemy）。这是资产阶级通过长期的斗争摸索出来的防止社会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从而防止革命、谋求长治久安的巧妙设计。我们试图利用基本法的对峙结构把香港社会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之内，香港社会固有的敌对力量和国际敌对力量却要借这种对峙结构繁衍壮大。

从回归十八年的经验进行总体观察，香港政治中正常对抗与恶性敌对混杂在一起，有时难以分辨。由于我们不习惯于对峙体制，很难按照对峙结构的规律办事，动辄“香港无小事”，结果往往找不到着力点；而香港的反对派和极端势力则常常表现得堂吉诃德斗风车般滑稽。

（二）“一国两制”内含的二律背反

“一国两制”超越了现代国家同质性原则。一个国家要成其为一个国家，必须建立在最起码的同质性基础之上，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口的民族同类性，另一个是政治原则的同类性。且不说单一制国家，“无论如何，在一个联邦制国家中，对立的国家原则和政治信念不能同时共存，因此，大多数的联邦宪法都包含了对同质性的明确保障。同质性的真正实质在多数情况下都是隐含的先决条件，对它的明确保障通常涉及到政体”。

美国1787年宪法、德国历史上多个宪法都规定了对政体的特别卫护。“一国两制”是在国家主体部分实行社会主义、在个别地区实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香港特区的政治制度是基本法重新确立的，在性质上应纳入资本主义的范畴。两种不同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对比共存于一个主权国家之内，颠覆了现代主权国家的教义。

两制对峙内含若干二律背反。这里所说的二律背反说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的运行规律和资本主义政治的运行规律之间相互排斥，国家主权和地方高度自治之间相互排斥的紧张现象。二律背反造成一种类似法律中的疑难案件的局面——要么没有正确答案，要么存在多个正确答案，难以选定。也就是说，在一个具体问题上，按照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来说应该这样解决，而按照资本主义民主的原则来说又是另一种解决；按照主权逻辑是一种解决，而按照高度自治又是另一种解决。下述二律背反是上述两个二律背反的具体表现。

第一个二律背反关系到香港特区的国际存在，可名之为“国际化vs.主权归属”。根据国际法，香港回归即归属于中国主权，香港不具有主体地位，但是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不仅参与了许多国际条约和组织，而且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政治原则中发现了更大的同类性。这可能导致香港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言必称人权的国际标准和普通法，也给反共势力、次主权论提供了一定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