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里，作者提出“对峙”是香港政治精神构造的根本特征，并对香港政治的概貌和内部政治类型进行了介绍和解释。本文中，作者进一步解释香港“对峙”政治的概念和具体类型，并提出理性看待和引导香港“对峙型”政治的思路和建议。】

三、香港政治的精神构造

理解香港政治不能停留在现象的描画上，关键是要再现它的精神样态。“意态由来画不真”，要再现政治体制和政治现象内在的精神构造相比绘画更是困难。我把香港政治的精神构造描述为对峙。当然，香港政治除了对峙之外还有合作，但其根本精神不是合作而是对峙。

（一）对峙的概念与类型化

1、对峙的概念

对峙在中文里是个动词，表示两山相对而立，引申为对抗、相持、僵持，不是一个专门的术语。

在政治学中，对峙是一个常用的描述性用语。我这里把它作为一个政治哲学概念，赋予其规范意义，是从黑格尔《历史哲学》借用过来的。黑格尔讲的对峙是“甲和乙对峙”，英文的翻译是“in antithesis to”，英文动词短语用“contrast with”。“Antithesis”本义是指一种修辞术，中译为对比，基本的手法是用两个平行的语式陈述两个相反的意思，让道理更加鲜明易懂。

中国人最方便的联想是对联，特别是反义对联。黑格尔的对峙本是其辩证法中的用语，原意是“正题——反题——合题”中的反题，在历史哲学中专指主观运动与客观存在之间、主观自由与客观性之间、个人与实体（权力）的对峙。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精神演进的过程，个人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国家是客观精神的最高形式）的对峙孕育了人类历史。因此，他那个时候说，中国仍然徘徊在世界历史之外，期盼着进入世界历史。他还说，“我们不能够说中国有一种宪法，因为假如有宪法，那么各个人和各个团体将有独立的权利——一部分关于他们的特殊利益，一部分关于整个国家。但是这里并没有这一因素，所以我们只能谈他们的行政”。

他所说的宪法，是从宪法（constitution）这个词的本义——构造、结构——引申提炼出来的，是从政治基因的结构意义上而言的。于他，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个体具有主体地位和客观精神的实体——国家——相对立，主观精神具有自我反思能力时，才能谈得上有宪法。

黑格尔是从正面来谈对峙的，在他那里，对峙是主观精神必要的否定能力，也是一种结构图式。日常政治语言中的对峙，英文用“confrontation”，中文或译为对抗，指的是对立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带有负面的意味。我这里用对峙来描述香港政治的精神样态，既有正面的内涵，同时也包含负面的意思——对抗，甚至敌对、仇恨（antagonism， hatred）。

2、对峙的类型化

生活中有三种类型的对峙。第一类是自发的恶性对峙（spontaneous vicious confrontation），对峙双方敌对相克。

军事对峙，敌我双方之间没有制度解决途径，结果取决于赤裸裸的力量对比和谋略应用。国际政治的对峙，是外交失败的产物，属于负面对峙，在结构上很类似军事对峙，没有多少制度来规范，结果主要取决于力量对比和谋略，很容易滑向冷战或热战。

国内政治中，无论制度安排是否属于正面对峙型，都可能出现恶性对峙的现象，它可能是一种反政策的现象，也可能是一种反制度的，甚至可能是反主权的现象。这种对峙构成一种政治危机，危机严重到一定程度，国家即进入例外状态或战争状态。

第二类是规范型对峙（normative confrontation），有公平的规则和中立的裁判者。游戏、体育竞赛、法庭审判都属于这种类型。

第三类是宪制性对峙（constitutional confrontation），对峙双方是一种对比共存的正当关系。宪制性对峙是一种理论创设，是根据自由民主理念作出的宪制安排，属于制度范畴。它在表面上借助于对抗的形式，但它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对比共存的结构关系，因此，它不像国际政治恶性对峙和国内政治的恶性对峙那般只重谋略不讲规则，甚至没有底线。

宪制性对峙受制于一国的宪制规则和政治文化，但不同于规范型对峙，没有绝对公平的规则，因为政治规则是多数人的意志；也没有一个中立的裁决者，即便有违宪审查，而且由法院充当审查机构，此时的法院其实担当的是宪法守护者的政治角色，即便说人民或选民是最后的裁决者，人民或选民也是一个政治主体。

宪制分为狭义的宪制和广义的宪制，狭义宪制指中央地方关系体制，以及中央和地万层面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体制，广义宪制通政治体制，包括公民——国家关系、市民社会——国家关系、政党制度。黑格尔讲的宪法就包括公民——国家关系。

我这里采用广义，把自由竞争的政党制度也纳入其中，但只有在野党——在朝党（执政党）的格局才完全符合对峙的结构特征，多党联合执政的体制虽然存在内部对峙，但在宪法层面的主要特征是合作而非对峙。在下文香港政治精神的对峙结构图中，宪制性对峙指的是狭义宪制，而个人与政权、市民社会与政权、政党之间的对峙都归入社会自发性对峙。如此分别处理的理由是，香港的社会自发性对峙与其说是基本法设计的不如说是香港社会的政治文化使然。

宪制性对峙可能蜕变为恶性对峙，二者之间的界限很难清晰划定，特别是社会和政权的对峙，因为人民天然地是无组织、无形态的，一旦行动起来就难以驯服。

为什么不选择两个词来分别表示宪制性对峙和恶性对峙呢？这是因为在现象上宪制性对峙一样要表现为对抗的形式，而且进一步说，宪制性对峙是对自发的恶性对抗的扬弃，正是因为担心出现恶性对峙才将其中合理的成分提炼出来，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赋予其公共性和合法性，如此尽可能地吸纳和消耗社会的政治热情，克服恶性对峙。

本土示威者与香港警方对峙（图片来源：大公报）

（二）香港政治的对峙类型

根据我对“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理解，结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我把香港政治的精神构造描述为下面的图示。我用两个概念来描述香港政治的精神构造，一个是对峙，一个是合作。

香港政治的特点是对峙，合作不是香港政治的主旋律，因此，我只解释对峙。在这个图中，我把香港政治中的对峙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社会自发性对峙，第二个层次是宪制机关的对峙，第三个层次是香港和中央的对峙。我将从第三个层次逆向逐一解释各类对峙。要申明一点，下面的结构图示和上面所列图5有些区别，这是由“一国两制”和香港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香港政治的精神构造：

说明：对峙本是双向互动结构，宜用双向箭头表示，本图用单向箭头表示，是为了突出反对的主动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