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尼塔·斯雷达尔和阿南德·戈帕尔 译/李碧琪】

罗伯特·斯蒂德在南布朗克斯区生活了大半辈子，知道新冠肺炎对当地造成了多大的灾难。在他长大的圣玛丽公园住宅区，有救护车停在红砖公寓楼前，有一些老邻居就死于新冠肺炎。电梯附近就贴有海报，敦促居民接种疫苗。

但他还是不愿意接种疫苗。他对朋友们说：“我才不会听政府的。”在南布朗克斯的一家餐厅“华夫饼屋”工作时，他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但他决定自己扛过去；毕竟，他只有41岁，身体瘦得像竹竿一样，没有长期疾病。

但是，10月份，他的女友在好几天都没有收到他的消息时，斯蒂德的朋友告诉她说，当局已经强行进入他的公寓，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死大大震撼了他的朋友和圣玛丽公园住宅区的邻居们，但即使这些人为斯蒂德哀悼，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坚持不接种疫苗。

疫苗阴谋论大流行

大约70%的美国成年人现在已经接受了全面的免疫接种，但是在全国许多地方，比如南方农村、大城市中以黑人和棕色人种为主的社区，对是否接种疫苗的犹豫不决仍然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顽固障碍。而且，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美国。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苗犹豫”是对全球公共卫生的十大威胁之一。由于部分民众一直不接种疫苗，而且不同群体获得疫苗的机会不平等，未接种疫苗的人群很有可能成为病毒肆虐之处，使奥密克戎这样的新变种得以传播。

世界需要重视造成“疫苗犹豫”现象的根本原因。仅仅向对疫苗持怀疑态度的社区发布公益广告，或敦促人们“相信科学”，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

两位笔者中的一位是拥有公共卫生学位的初级护理医生，在布朗克斯区工作，另一位是社会学家，协助国际机构推动不发达国家的小儿麻痹症疫苗和新冠疫苗接种，同时也是一名战地记者。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们在国外进行了调查和小组访谈，还采访了布朗克斯区的居民，以更好地了解人们不愿意接种疫苗的情况。我们发现，拒绝接种疫苗的人并不一定比不接种疫苗的人科学素养低或掌握知识少。实际上，这种犹豫不决反映了我们对公共事务的核心信念的转变。

反疫苗的运动遍及全美，图为得州反疫苗抗议。（来源：《德克萨斯论坛报》）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政府逐步削减预算，并将医疗等基本服务私有化。这对公共卫生有两个影响深远的后果：首先，人们不太可能信任那些对他们没什么用的机构。其次，公共卫生已经不再被视为一种基于社会团结和人们的相互义务原则的集体努力。人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只能靠自己，只对自己负责。这意味着“疫苗犹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共利益”的观念受到侵蚀。

这种转变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就是美国。一些美国民众的反疫苗态度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评论家们将对疫苗的不信任归结为许多原因：网络谣言的广泛传播，美国的部落政治文化，对注射的恐惧等等。很多人尤其强调种族因素，在疫苗推广的最初几个月里，美国白人接种疫苗的人数是黑人的两倍。福奇博士指出，种族主义在美国的医疗机构中留下了长久的阴影，比如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试验（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以提供治疗为名，以美国黑人为试验品秘密进行梅毒感染人类试验，美国政府长期隐瞒真相，导致大批黑人受害。）还有很多人强调非裔和拉美裔在医院检查室里的糟糕体验。这些观点并没有错，与美国白人相比，有色人种群体对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体验确实不同。但如果仔细观察数据，我们就会发现更复杂的情况。

自今年春天大多数美国成年人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以来，黑人和白人在疫苗接种率方面的种族差距已经减半。今年9月，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美国黑人和白人的疫苗接种率几乎相同。其他调查已经确定，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大学教育：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更可能不接种疫苗。

教育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可靠预测因素，其他研究也同样发现了收入和疫苗接种之间的联系。例如，今年6月对密歇根州人口普查区数据的一项分析显示，萨吉诺县黑人聚居区的疫苗接种率低于35%，而附近贫穷的白人聚居区的疫苗接种率也没有太大差别。自认为是民主党人的选民比自认为是共和党人的选民更有可能接种疫苗，但根据密歇根的数据，在计入收入和教育后，这一差距也消失了。事实证明，接种疫苗的真正区别在于阶级。

民众不信任政府了

这一点在斯蒂德长大的圣玛丽公园住宅区尤其明显。在这里，在剥落的墙壁和破碎的前门之间，居民们说，长期缺乏资金的纽约市住房管理局让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当我们最近去询问有关疫苗的情况时，尽管11月天气寒冷，供暖系统还是关闭了，屋顶也年久失修。一些居民别无选择，只能住在不适合居住的单元里。煤气管道中断，房客不得不使用电热板。无家可归的人在楼梯井和走廊里避难。

斯蒂德的朋友、租户协会主席达纳·埃尔登说，她觉得自己被纽约市的公共住房管理局忽视了。她说，当疫情来袭时，居民们被迫动用本用于物业维护的资金来购买口罩、手套和洗手液。他们依靠当地的慈善机构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甚至为饥饿的租户提供食物。埃尔登说，“人们在想，‘如果政府不能为我们做任何事，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接种疫苗?’”

美国人直到最近才开始以这种方式考虑有关医疗保健的决定。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脊髓灰质炎运动中，大多数人将接种疫苗视为一项公民义务。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公共财政的缩水，政客们坚持认为政府的工作不再是确保人民的福祉；相反，美国人只需要照顾自己、为自己的身体负责。自助和健康食品等整个行业都是基于这样的原则涌现出来的：健康的关键在于个人做出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