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源源不断的新兵补充进军队的情况下，塔利班很容易就打败了联军。然而，尽管这场叛乱最终给阿富汗农村带来了和平，但这是一种荒凉的和平：许多村庄已成废墟。重建将是一个挑战，但更大的考验在于要抹去过去20年的悲惨记忆。帕扎罗说：“我女儿醒来时尖叫着说美国人要来了。我们必须一直轻声细语地跟她说话，告诉她‘不，不，他们不会回来了。’”

塔利班称他们的领土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并声称，一旦外国人走了，他们将带来一个和平稳定的时代。随着阿富汗政府在今年夏天垮台，我走访了赫尔曼德省——酋长国事实上的首都——去看看后美国时代的阿富汗会是什么样子。

我离开了仍在政府控制下的拉什卡加。在郊外，矗立着一座带有阿富汗政府旗帜的水泥建筑——越过这个检查站，喀布尔的权威就消失了。一辆卡车停在附近，车厢里挤着6个桑金人，这是一个可怕的民兵组织，得到了中情局（CIA）的支持。其中两名士兵的年龄似乎不超过12岁。

我和两个当地人开着一辆破旧的丰田卡罗拉，偷偷地溜过了检查站。很快，我们就到了一片被太阳烘烤着的荒芜的土地。我们经过了美国人和英国人修建的阿富汗军队和警察的废弃哨所。哨所后面是一系列圆形的土制防御工事，一个孤独的塔利班狙击手趴在上面。他身后的白旗飘扬着，宣告着伊斯兰酋长国的大门就在眼前。

塔利班国家和我们身后的世界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就是缺少枪手。在阿富汗，我已经习惯看到穿着宽松长裤、有着圆溜溜眼睛的警察，戴着巴拉克拉法帽的民兵，以及检查汽车的情报人员。然而，我们很少穿过塔利班的检查站，当我们过关的时候，武装分子只是草草地对汽车进行了检查。“每个人都害怕塔利班，”我的司机笑着说，“关卡就在我们心里。”

如果说人们害怕他们的新统治者，他们也在试着与后者友好相处。随处可见一群群的村民坐在路边的棚架下，和塔利班一起喝茶。当我们沿着桑金农村的一条土路颠簸前行时，这个国家的面貌展现在了我们眼前。在运河里，男孩们正在进行游泳比赛，村民和塔利班人把脚浸入绿松石色的水中。我们经过绿油油的农田和果树的树冠，看到一群女人走在市场的路上，两个女孩穿着皱巴巴的连衣裙蹦蹦跳跳。

我们找到了格里什克，一个当时还是由政府控制的城镇。这个城镇是该地区最赚钱的收费站，据说谁拥有它，谁就控制了整个赫尔曼德。塔利班发动了一次进攻，大炮的轰鸣声响彻整个平原。一个个的家庭带着他们负重前行的驴，正在逃离空袭。路边，一个穿着浅蓝色罩袍的女人站在一辆独轮车前；车里是一具裹着的尸体。一些塔利班成员聚集在一个山顶上，将一名倒下的战友埋入坟墓。

我遇见了瓦基勒，一个戴眼镜的塔利班指挥官。和我遇到的许多战士一样，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在神学院学习了几年，有十几个亲戚分别在阿米尔·达多、“第93师”和美国人手下失去了生命。他谈起他家遭受的灾难，毫无怨恨，仿佛美国战争是天命的结果。30岁时，他在一位年长的兄弟——一位塔利班指挥官——战死之后获得了军衔。

他几乎从未离开过赫尔曼德，一想到要占领格里什克，他的脸上就露出了惊讶之色。这个小镇离他只有几英里，但他已经有二十年没去过了。“别记了，”我潦草地记着笔记时，他笑了，“来看我占领这座城市吧！”我看着一架直升机飞过地平线，婉言谢绝了。他飞奔而去。一小时后，我的手机上弹出了一张照片，上面是瓦基勒扯下与“第93师”有关的政府人物海报。格里什克沦陷了。

在塔利班地区领导人的家里，一群塔利班成员坐在一起吃秋葵和馕，这些都是村里捐赠的。我问他们战争结束后的计划。大多数人说，他们会回到农村，继续完成宗教教育。我从伊拉克飞往阿富汗的事让年轻的指挥官哈米德印象深刻。他说他梦到了巴比伦遗址，问道：“你觉得这一切结束后，他们会给我签证吗？”

很明显，塔利班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分歧。在我访问期间，来自阿富汗不同地区的数十名成员为他们的酋长国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对未来的设想。一位在国外生活过并在多哈或巴基斯坦拥有住房的、有政治头脑的塔利班成员告诉我——也许是经过考虑的——他们的世界观比以前更加开放了。

一位在过去二十年中穿梭于赫尔曼德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学者说，“我们在九十年代犯了许多错误。那时候，我们不懂人权、教育、政治——我们只是用权力来掌控一切。但现在我们明白了。”在这位学者乐观的设想中，塔利班将与以前的敌人共享政府部门，女孩可以上学，女性将与男性“肩并肩”工作。

然而在赫尔曼德很难找到这样的塔利班。更普遍的是像哈姆杜拉这样的，他是一个窄脸的指挥官，在美国战争中失去了十几个家庭成员，他用婚礼、葬礼和战斗来衡量自己的人生。他说，他的部队遭受了太严重的苦难，从来没有分享过权力，而过去20年的战乱只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保持原状。他骄傲地告诉我，他计划加入塔利班向喀布尔进军的行列，这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城市。他猜大概会在八月中旬到达那里。

在农村生活中最敏感的问题——妇女权利——上，他并没有让步。在赫尔曼德省的许多农村地区，妇女被禁止进入市场。当一名桑金妇女最近在集市上为她的孩子买饼干时，塔利班殴打了她、她的丈夫和店主。塔利班成员告诉我，他们可以允许女孩读伊斯兰学校，但只能读到青春期之前。同以前一样，除做助产师外，禁止妇女就业。帕扎罗沮丧地说：“他们一点都没变。”

在赫尔曼德省，我几乎看不到塔利班作为一个国家的任何迹象。与其他反叛运动不同，塔利班除了其严酷的法庭之外，几乎没有提供任何重建措施和社会服务。它容不得反对者：在潘基莱村这个阿富汗村庄，塔利班在得知一个名叫沙伊达古尔的村民向阿富汗军队成员提供面包后，便处决了他。

然而，许多赫尔曼德人似乎更喜欢塔利班的统治——包括我采访的妇女。这场运动之所以胜利，似乎是因为其反对者惨烈地失败了。对当地人来说，在联军及其阿富汗盟友的统治下，生活完全是一场冒险；甚至在阳光普照的田野上喝茶，或者开车去参加姐姐的婚礼，都是潜在的致命赌博。塔利班提供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交易：听我们的话，就不会杀你。

我和村民们的每一次谈话都充满了这种冷酷的算计。在叶查尔村，我来到了一片阿富汗军队前哨的废墟，那里最近被塔利班占领了。剩下的只有成堆的废金属、电线、发热的石板和碎石。第二天早上，村民们来到哨所，寻找可以拿去卖的东西。一个叫阿卜杜勒·拉赫曼的农民正在和他的小儿子在垃圾堆里翻找，这时一架阿富汗武装直升机出现在地平线上。他回忆说，飞机飞得很低，“甚至卡拉什尼科夫步枪都能朝它开火”。但是周围没有塔利班，只有平民。武装直升机开火了，村民们开始左右倒下。然后它又绕回来，继续攻击。另一名目击者说：“地上有很多尸体，还有人在流血呻吟。”“还有很多是小孩子。”据村民说，至少有50个平民被打死。

阿富汗人为无人机轰炸遇难者举行葬礼，这种葬礼也经常成为轰炸目标

后来，我和一名阿富汗陆军直升机飞行员通了电话，他刚刚解除了袭击哨所的人的职务。他告诉我，“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说，‘我们知道他们是平民，但舒拉巴克营（一个被移交给阿富汗人的前英国基地）下令将他们全部杀死’。”

就在我们通话的时候，阿富汗军队的直升机向格里什克拥挤的中央市场开火，打死了几十个平民。赫尔曼德省一个国际组织的官员说，“当政府军的一块地区失守时，他们就会报复平民。”这名直升机飞行员承认了这一点，并补充说：“我们是奉萨米·萨达特的命令干的。”

萨米·萨达特将军领导着阿富汗陆军的七个军之一。阿米尔·达多那一代的强人大多是外省的文盲，萨米·萨达特完全不一样。他在英国的一所学校获得了战略管理和领导学硕士学位，并在慕尼黑的北约军事学院学习。他在担任军事职务的同时，还担任了总部位于喀布尔的蓝海物流公司（Blue Sea Logistics）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为反塔利班武装提供从直升机部件到装甲战术车辆等各种物资。

在我访问赫尔曼德期间，他指挥下的黑鹰直升机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大屠杀：12个阿富汗人在桑金郊外的一个前基地清除废铁时被杀；类似的事件还有40人在陆军废弃的瓦利德营地被杀；还有20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他们在格里什克集市被空袭炸死；被塔利班关押在一个发电站的阿富汗士兵在空袭中被自己的同志当作目标杀害。（萨达特拒绝了记者的多次置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