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奇拉第一次看到达多时，是通过她父母的前门看到他坐在一辆皮卡车里，后面跟着十几个武装人员，在村里游行，“好像他是总统一样”。

达多是一个富有的水果销售商，后来变成了圣战者组织的指挥官，他留着黑色的胡须，有一个惊人的大肚子，甚至在苏联战败之前就已经开始攻击跟他敌对的地方强人。他来自桑金河谷上游，他的部落阿里科扎斯（Alikozais）在那里拥有庞大的封建种植园，已有数百年历史。

下游山谷是伊沙克赛人（Ishaqzais）的家园，夏奇拉所属的是一个贫穷的部落。夏奇拉看着达多的人挨家挨户地要求征“税”并搜查房屋。几周后，这些枪手又回来了，他们洗劫了她家的客厅，而她则蜷缩在角落里。此前，还从没有人陌生人侵犯过她神圣的家，她觉得自己好像被剥光了衣服扔到大街上。

到90年代初，之前受益于苏联支持的阿富汗共产党政府，彼时正处在瓦解中。1992年，拉什卡加落入圣战者组织的一个派别手中。夏奇拉有一个叔叔住在那里，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很少有时间去清真寺，对普什图人的曲子很有兴趣。他最近娶了一个年轻的女人萨娜，她逃离了与一个比她大四倍的男人的强制订婚。这对夫妇在“小莫斯科”开始了新的生活，那里是一个拉什卡加社区，被萨娜称为“妇女拥有自由的土地”。但是，当圣战者组织接管后，他们被迫逃往潘基莱。

一天晚上，夏奇拉正在放牛，达多的手下拿着枪围住了她。“你叔叔在哪里？”其中一个人喊道。斗士们冲进屋里，他们后面跟着那个被萨娜抛弃的未婚夫。他说：“就是她！”枪手们把萨娜拖走了。当夏奇拉的其他叔叔试图进行干预时，他们就被逮捕。第二天，萨娜的丈夫向达多的部队自首，请求代替她被带走。两人都被送到达多的宗教法庭上去，最终都被判处死刑。

不久之后，圣战者组织打败了喀布尔的共产党，也带来了他们的乡村习俗。在首都，他们的领导人——他们得到了美国的慷慨资助——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妇女根本不能离开家，除非绝对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必须完全遮盖住自己”。同样，妇女也被禁止“优雅地或自豪地行走”。宗教警察开始在城市的街道上巡逻，逮捕妇女并在火堆上焚烧录音机和录像带。

然而，新的圣战者政府很快就瓦解了，国家又陷入了内战。在潘基莱村的夜晚，夏奇拉总是听到枪声，有时还听到男人的喊叫声。早晨，在照料奶牛时，她会看到邻居们抬着包裹好的尸体。她的家人聚集在院子里，低声讨论他们如何逃跑。

但道路上布满了属于不同圣战者组织的检查站。在村子南部的格列什克镇（Gereshk），一支名为“第93师”的民兵组织在一座桥上设置了一个特别臭名昭著的检查站，传出了那里有男人被抢或被杀，妇女和小男孩被强奸的故事。夏奇拉的父亲有时会过桥去格列什克市场出售产品，她的母亲开始恳求他留在家里。

这个家庭被困在北边的阿米尔·达多和南边的“第93师”之间，越来越感到绝望。然后在一个下午，那是夏奇拉16岁那年，她听到街上的喊声：“塔利班来了！”她看到一个由白色丰田海拉克斯皮卡组成的车队，车上坐满了手持白旗的黑胡子战士。

夏奇拉从未听说过塔利班，但她的父亲解释说，塔利班成员很像她生活中常见的乞讨施舍的贫穷宗教学生。许多人曾在圣战者组织的旗帜下作战，但在苏联撤军后退出后，他们说，现在他们正在重整旗鼓，以结束这场动乱。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攻克了格列什克桥，瓦解了“第93师”，当他们来到桑金山谷时，志愿者们蜂拥而至加入他们。

她的哥哥回家报告说，塔利班也攻克了达多的阵地。这位军阀已经抛弃了他的手下，逃到了巴基斯坦。“他走了，”夏奇拉的哥哥不断地说，“他真的走了。”塔利班很快就解散了达多的宗教法庭，释放了等待处决的萨娜和她的丈夫，并取消了检查站。15年后，桑金山谷终于迎来了和平。

当我要求夏奇拉和山谷里的其他妇女对塔利班的统治进行反思时，她们不愿意用某种普遍的标准来评判这场运动，只愿意用以前的标准来评判。住在邻村的妇女帕扎罗说：“他们比较温和。他们以尊重的态度对待我们。”这些妇女认为在塔利班统治下的生活与在达多和圣战者统治下的没什么太大不同，只是塔利班时期没有陌生人在夜间闯入门内，没有致命的检查站。

夏奇拉向我讲述了一种新发现的宁静：在安静的早晨能喝着热气腾腾的绿茶，吃着馕饼；夏天的夜晚可以在屋顶上休息。母亲、姑姑和祖母们开始谨慎地询问她结婚的资格；在村里，婚姻是连接两个家庭的纽带。

她很快就被许配给了一个远房亲戚，他的父亲已经消失了，估计是苏联人干的。她第一次看到她的未婚夫是在他们的婚礼上：他怯生生地坐在那里，周围都是村里的妇女，她们正在嘲笑他对新婚之夜的计划。“哦，他是个傻瓜！”夏奇拉回忆了一下，笑着说，“他非常尴尬，想逃跑。人们不得不抓住他，把他带回来。”

像山谷中许多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一样，他的工作是贩运鸦片，夏奇拉喜欢他眼中闪烁着的决心。然而，她开始担心，光有勇气可能还不够。随着塔利班统治的确立，一场征兵运动开始了。年轻人被带到阿富汗北部，帮助对抗一帮被称为北方联盟的圣战者军阀。有一天，夏奇拉看到一架直升机在一片田野上降落，并卸下阵亡士兵的尸体。山谷里的人开始躲在朋友的房子里，从一个村子搬到另一个村子，害怕被征召。

贫穷的佃农面临的风险最大——富人可以花钱让他们去服役。“这是塔利班的真正不公正。”夏奇拉告诉我。她逐渐厌恶看到塔利班的巡逻队。

2000年，赫尔曼德省经历了严重干旱。西瓜田被毁，道路上到处都是食草牲畜的臃肿尸体。塔利班的最高领导人毛拉·奥马尔选择了在这样一个残酷的时间点禁止鸦片种植。山谷的经济崩溃了。

帕扎罗回忆说：“我们没有东西吃，土地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我们无法养活自己的孩子。孩子们在哭，他们在尖叫，我们觉得我们完了。”怀孕的夏奇拉将几块陈旧的馕蘸上绿茶，喂给她的侄子和侄女。她的丈夫去了巴基斯坦，想在那里的田地里试试运气。夏奇拉想到她的孩子将失去生命，她的丈夫将永远不会回来，她将孤身一人，感到非常痛苦。每天早上，她都祈祷下雨，祈祷解救。

有一天，收音机里的播音员说，美国发生了一次袭击。突然间，有人说，来自地球上最富有国家的士兵要来推翻塔利班。多年来，夏奇拉的心里第一次燃起了希望。

2003年的一个晚上，夏奇拉被陌生男人的声音惊醒了。她急忙把自己套在罩袍里。当她跑到客厅时，她惊恐地看到步枪的枪口正对准她。这些人比她所见过的男人体型要更大，而且他们穿着制服。她惊恐地意识到，这些是美国人。一些阿富汗人和他们在一起，这些人身材瘦小，手持卡拉什尼科夫枪，戴着格子围巾。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正在发号施令——那是阿米尔·达多。

美国在入侵后迅速推翻了塔利班，在喀布尔建立了哈米德·卡尔扎伊政府。曾与美国特种部队交好的达多，成为赫尔曼德省的情报主管。他的一个兄弟是桑金县的县长，另一个兄弟成为桑金的警察局长。在赫尔曼德省，美国占领的第一年是和平的，田地里再次铺满罂粟花。

夏奇拉有了两个小孩，尼洛法和艾哈迈德。她的丈夫从巴基斯坦回来，找到了运送袋装鸦片剂到桑金市场的工作。但现在，随着达多重新掌权（美国人把他从被流放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他们的生活倒退到了内战时期。

几乎每个夏奇拉认识的人都知道点达多的故事。有一次，达多的战士们要求两个年轻人要么交税，要么加入他的私人民兵队伍。尽管达多有官职，但他还是维持着这支民兵队伍。这两个年轻人拒绝了他的无礼要求，他的战士们就把二人打死，把他们的尸体吊在树上。一位村民回忆说：“我们去把绳子砍断，放他们下来，他们被开膛破肚了，内脏都流出来了。”在另一个村庄，达多的部队挨家挨户地扫荡，并处决疑似塔利班的人；一位从未参加过塔利班的老年宗教学者被射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