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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们当地有个多次殴打妻子的案件引发了舆情。局外人看得血压飙升怒斥政府不作为，但说实话有些个案例的受害者真的有问题。”看着我目瞪口呆的表情，这名受访者连忙解释，“我不是宣传‘受害者有害论’，而是涉家暴案件中，因为各种原因受害者不愿离开施暴者或者离婚后又想复婚的情况并不罕见。”

D区一名女性曾多次来到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在前几次诉讼时，她在“丈夫忏悔保证之后”自行撤诉。 最后一次，法庭为被打得肋骨骨折的她出具了人身保护令，并作出了离婚判决。可不到半年，已离开当地的女子辗转找了回来，要求当年“救救自己”的社工帮忙联系上失联的施暴者，想回到那个曾经殴打她的男人身边。

一名从事社会弱势群体帮扶工作的心理专家告诉我，大部分受害者在遭受家庭暴力时，考虑子女羁绊、经济难以独立、施暴者事后有忏悔行为等因素后往往选择隐忍，脱离家庭暴力的过程本身就很曲折；还有一部分受害者却在“被家暴—离婚—施暴者忏悔—复婚—又被家暴”的旋涡中越陷越深。

图为家暴受害者宇芽接受央视新闻采访，回应为什么第一次被家暴时没有选择离开

“当你走近大量涉家暴案件后，还会发现很多千奇百怪的情况。”比如，“受害者存在侥幸心理，愿意让渡部分生命身体安全来换取施暴者的资源”；比如，“极端恋爱脑或者疑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公权力介入后，受害者抵抗行为比施暴者还激烈”；再如，“疫情居家隔离期间，一方隐私部位软组织受伤紧急送医。医院以为是家暴启动强制报告，警察调查完发现是独特性癖。”

但比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和“人类多样性”案件，个别“人性之复杂”的案件最令办案人员痛苦无奈，甚至将自己牵扯其中。

“我当时带着刚毕业不久的年轻检察官办理了一个案子，他撑到结案后，抑郁了去进行心理干预。”一名检察官痛心疾首。

“不仅是家暴案件当事人分批离开，现在庭审结束后，我们也是错峰从后门离开。”一名法官心有余悸，“最近几年发生了几起袭击法官的案件，无一例外都是家事诉讼。

比如判离后将原告保护起来，被告跟踪法官摸排出法官家庭住址，后在路上将法官捅伤。家暴者不会觉得自己有错，他只会觉得法官害他没了老婆。而有些时候，法官基于证据判案却难以还原客观事实，使得部分当事人将家庭矛盾的积怨从家庭成员身上转移到我们身上。”

受访者中，一名办案经验丰富、隶属中国心理学会CPS系统（全国仅4000余人具备相关资质），目前在某城市从事社会治理工作的权威专家眼含热泪：“我们明明已经做到了顶格帮扶，甚至越界了，动用私人力量想去拯救那些孩子，但还是看着他们情况越来越糟……”她恳切地对我说：“目前这个典型涉家暴个案已陷入僵局，希望你能模糊化处理后发表，让观察者网的专家和网友们集思广益，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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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庭暴力法》自2016年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2021年，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显示，在婚姻生活中女性遭受过配偶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的比例为8.6％；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出具告诫书9.8万份，有效发挥了告诫制度预防制止家庭暴力的“警示器”“缓冲阀”作用。‌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家庭暴力犯罪400余人，检察机关起诉家庭暴力犯罪563人；‌2023年全国法院共发出各类人身安全保护令5695份，同比增长41.5%。

近日，文首提及的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意见》，共24条，采取条款式结构，对家暴证据标准、告诫制度具体实施流程、告诫制度与相关制度的衔接等方面提出要求、做出规范。

最后，援引两名受访者的话作为结束：

“公权力该不该干涉所谓‘家务事’？目前已达成共识——该。但公权力如何更好介入涉家暴案件？公权力和私权利的边界如何考量？这是《反家暴法》实施以来，公检法及社会治理系统仍在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法律法规在不断完善，社会共识在进步，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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