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以降低制裁影响

在实施降本增效措施以外，中国企业亦关注于研发投入，以提升韧性，削弱制裁影响。

华为的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比重从2018年的14.1%持续上涨至2022年的25.1%，现已成为世界上研发投入占比最高的企业之一。2023年8月29日，华为宣布发售搭载麒麟9000S超线程芯片、鸿蒙4.0系统的Mate 60 Pro，时隔三年重返高端市场。据彭博社消息，根据专业机构TechInsights的拆机结果，麒麟9000S芯片采用了中芯国际最先进的7纳米技术，被外界普遍视作中国芯片制造业对美国政府严格封锁的成功反击。

基于企业关系网络，我们发现华为供应链内的相关企业亦同样重视研发投入，如京东方、歌尔股份、信维通信等。其中，京东方已连续两年研发投入超过百亿，2023上半年研发投入累计达58.2亿元，同比上升2.24%，将研发投入作为抵御风险、保证企业发展的关键策略。供应链企业正通过加强研发逐渐形成合力，摆脱美国对我国通信产业发展的遏制。

（四）企业通过积极的投资、并购行为促进技术创新，降低贸易风险

事贵制人而不制于人。近年来，秉持着上述发展方针，我国企业积极通过投资、并购非美技术企业进行技术获取。

基于网络分析，我们发现除提高研发费用以外，受制裁企业亦针对关键技术领域如半导体、IT企业服务等积极开展并购，企业所在区域以欧洲为主。例如，晶盛机电收购Applied Materials公司位于意大利、新加坡的资产，赛微电子全资子公司收购德国企业Elmos Semiconductor SE资产等。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的统计资料显示，2021年，中国企业直接投资欧洲达106亿欧元，较2020年增长34%。

根据对黑名单企业制裁前后投资并购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在美国实施技术制裁后，我国相关企业海外并购和对外投资显著增加。如中兴的对外投资额即由2014年的17.21亿元增加至2021年的40.97亿元，并购额也由2016年的0.71亿元上升至2020年的32.47亿元。

一方面，企业以此获得外部技术和创新资源，加速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另一方面，企业还可以参与、推动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企业带来新技术和创新的机会，制裁更促进企业“走出去”。

此外，投资与并购亦成为企业积极分散风险、拓宽贸易合作渠道的关键举措。上述受制裁企业投资与并购数额的增加，同时意味着美国对我国科技企业的技术制裁，很大程度也推动了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持续向其他国家发展，尤其是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为主。将过往集中在美国市场上的投资逐渐向第三方国家分散，极大地降低了我国对外投资的集中性风险，尤其是中美贸易风险。

（五）制裁激发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在产业层面的发展

一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施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证其在技术上的绝对优势和垄断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则较为淡薄。然而，随着国内企业自主研发水平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也逐渐受到重视。本阶段技术制裁更是推动企业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以华为为例，2018年，华为年度国际PCT专利申请量为5405件。此后，华为的专利申请始终保持了超过10%增长率的高增长水平，截至2022年，华为累计国际PCT专利申请数已达59532项，排名世界前列。与此同时，华为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建设，于2021年累计提交国际标准提案6.5万余项，加入国际标准组织200余个。

根据黑名单企业网络专利申请数据，我们发现，自2018年美国技术制裁后，黑名单企业专利申请数量从2018年的550项发展至2022年的将近700项。申请量的连年增加，印证了知识产权的高质量发展进程。

这种效应既然存在于黑名单企业，又是否会对关联企业产生影响？该问题在华为系列供应商的知识产权表现中得到回应。作为华为供应链的核心厂商，在CMOS图像传感器领域具有关键地位的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在2020~2022两年间增加了334项发明专利，64项实用新型专利与7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

本文的结果也表明，在技术制裁后，与黑名单企业存在技术合作以及供应关系的企业专利申请量均显著增加。知识产权发展不仅集中于黑名单企业，更在全产业链形成传导性影响。

（六）技术制裁在掣肘的同时倒逼中国企业走向自立自强

制裁呈现的“深度化”与“广范化”趋势，将对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企业及其关联公司产生直接和间接的负面影响。然而，通过对相关企业和贸易协会的调研发现，短期内的冲击有可能在中长期转化为激励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向实现自主可控发展。贸易摩擦带来的核心技术冲击也使我国企业意识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重要性，从而加大研发投入，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加快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同时，外国的打压遏制激发了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

第一，民众大力支持受影响的民族企业，带动内需的增长，通过“支持国货”为企业研发活动提供更充沛的资金。

第二，国内价值链进一步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以关键技术节点突破“卡脖子”技术问题推动协同创新。2023年9月，华为和小米宣布达成全球专利交叉许可协议，该协议覆盖了包括5G在内的通信技术。越来越多的产业内合作举措，将带动产业链转型升级，促进产业生态布局的进一步优化。

第三，中国企业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使政府更多关注到在细分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和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企业。2019 年以来，我国针对集成电路产业继续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政策涵盖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和软件等环节，彰显政府对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度重视和发展决心。政府投入力量、扩大内需的同时，加大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支持，升级产学研合作网络。

在中美贸易和科技博弈中，尽管面临压力和限制，中国仍会进一步推动自身的创新能力和自主研发以应对这种外部环境。这代表了一种适应性的策略，即通过增强自身的科技能力来减弱外部制裁的影响。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企业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和核心竞争力，降低对外部技术的依赖。这对于企业持续发展和应对技术制裁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制裁下我国企业何去何从‍‍

科技制裁导致我国企业出现关键技术产品供应链断裂，关键核心技术断供在短期内严重制约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在美国的EAR实体清单中，共有186个中国ICT企业。随着风险沿关联关系网络扩散，全球产业生态都受到显著影响。ICT作为国家的战略性、先导性产业，是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是新一代工业革命时代大国竞争力的核心。因此，2023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外部打压遏制不断上升”。

当前，美国制裁已然体现出“规则化”“盟友化”的转向趋势，企图在精准制裁不利的情况下，利用盟友关系将贸易政策和价值观外交挂钩，以此限制中国企业当前利用的“灰色地带”，进而实施“全供应链”制裁。在未来的博弈中，我们认为，我国有关主体应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首先，进一步提升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性，提高产业研发融合度，完善并强化产业创新体系，主动改变过去由企业单独依靠全球创新网络以及全球价值链模式融入全球化的方式，加快向国家价值链模式转型，建设新型举国体制。同时，企业亦可通过加强在产业层面的技术创新，充分挖掘并利用新的技术需求与市场机会，寻找新赛道，打造新国际优势。

其次，我国要素市场的建设存在一定的滞后现象，产业政策存在行政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继续健全完善我国的产业政策，包括降低增值税税率、实施退税留抵、提高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等各项政策措施，为企业提供更加宽松有利的发展环境，通过促进国内的要素循环，来为高技术优势地位的保持提供后方保障。

最后，企业重视“多元化”。一是供应多元化。供应链抗风险能力的提高有赖于整个系统的共同分担体系，企业应构建多元可控的供应渠道网络，加强供应商全级次的穿透管理，对产业链各环节脆弱性进行测试，拓展采购渠道。二是出口多元化。减少我国企业对美等单一市场的依赖程度，提高在技术和市场进入中的谈判地位。三是技术引进多元化。在技术链薄弱环节积极从国际层面寻求替代方案，建立与非美国家的合作关系以缓解技术链风险，进一步降低对美技术依赖，亦能降低受实体清单等同形式制裁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为了应对美国对我国企业的技术制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我国产业主体应在产业研发融合度、要素市场建设和多元化方面着力，以确保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优势。同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有关策略也将促使企业强化主体效应，成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国际层面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