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3年，南宋的临安，一场大火之后，一个父亲死了，但放不下他的儿子。为此，他的灵魂强盛起来，不愿入土为安，遂暗中跟随其成长、迁居，从南宋到金国，又随蒙古西征进入欧洲。

其时，亚欧大陆各方思想和生活方式因战争而交织、融合、重铸，一个全然不同以往、延续至今的崭新中国文明正在诞生……

这是张广天新作《南荣家的越》讲述的故事。

书中描绘的时代，蒙古人的火炮轰开了欧洲诸国的门，中原文明随之传入。而西方的八剌秃（柏拉图）、阿力司铎（亚里士多德）、也里失八（伊丽莎白）们也让我们的祖先感到陌生惊讶。

近千年后，我们对这些异域文化早就习以为常，甚至它们的形象也已固化，但张广天认为，今天的我们需要还原到最初惊讶的状态，体验一下最初的相识，这有利于比对认识。盲从只能局部放大他人，而不能真实面对他人，“拿那样的惊讶与当前的匍匐做一种比较，在比较中至少令自己清醒一点”。

谈及“文化自信”，张广天认为自信不能是无端的，不能是倚仗过去的，“如果我们真的在乎文化自信，我们不应只从典籍和传统中去寻找支撑点，我们更应该想到的是，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每个个体又是怎样的性情，一切世间所谓先进的优越的成就如何养我的性情。”

张广天

以下是观察者网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南荣家的越》视角很独特，让一个亡魂来追踪他的孩子，为什么会用这种角度？

张广天：一本小说在创作之初需要一种原动力，当这个动力来自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牵挂时，就会延伸到极致。比如，父亲死了，孩子还在襁褓中，他如何放心得下。这么想去，常常牵动我内里最深的悲悯心，一日比一日巨大，乃至将我吞噬。有那么一阵，它几乎将我全部笼罩，推我的想象力到无穷，这便成了写这部书的动机。

当然，在严肃的创作中，这种动力已不仅仅是最初的起因，逐步成为一种方法。其实，这并不只是一个角度，而是方法。灵魂的叙述使日常的叙述退场，获得了一般叙述所没有的体验。截然不同的体验必然会构成截然不同的结构、线索和关注点。《南荣家的越》需要这样的方法。

观察者网：您描述书中的时代：“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在此刻被多民族多信仰的新中国覆盖了”，这似乎也能用来描述现在的中国。您是如何理解“中华”和“中国”的？

张广天：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揭示出乌拉尔山以东的民族与鲜卑人的渊源。从红山文化到兴隆洼文化，玉器的使用被推前到一万年，更有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发现，证实玉器文明比一万年更早就存在于鲜卑人祖居的北极冻土带。从玉器形制和用玉方式来看，商以后黄河长江流域的文化是继承北地传统的。有史学家一直呼吁，说探索中华文明，要将眼光放到长城以北。

红山文化玉龙

我个人认为，以往我们从血缘、语言等方面的民族历史研究已经不足以看清事实，应该从生活方式来研究史学。比如，从人种血脉讲，乌拉尔山以东的人群都属于蒙古利亚人种，即都是鲜卑人，只是游牧的被称作蒙古人，渔猎的被称作通古斯人，而耕读的被称作汉人。

中国并不是民族中国，也不是文化中国，而是生活方式淘选出来的中国。所以，先人说“华夏”，意思是生活方式中的精华部分。当时认为渔猎和游牧都比不上耕读，所以耕读成为中心，成为精华，文明之花，这就是中华的本义。至于中国，原本的意思是中原之国，精华之国，而国不过是做大了的邦与族姓而已，同族中的不同政权更替而已。

现在说中国，是晚清民国时确立的民族中国概念，是中华民国的简称，历史上的人们没有这样的认识。另外，西方长久地将东方的文明地区概称为“契丹”，因中世纪契丹建立的政权最早影响到欧洲。契丹在西方人那里，也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地区，一个他们向往的比他们当时文明程度高的地区。马可波罗和鲁布鲁克写的游记，都将大漠以南的文明地带叫做契丹，只是我们汉译本都译成了“中国”。

观察者网：这本书的一大亮点在于它描绘了东西方初次相遇时的心态，您认为有一种自然之惊、随性之讶，没有迷信、没有污染。但是否这种惊讶只是一时的，我们终究要面对冲突与融合、选择与被选择的问题？

张广天：当初惊矣，讶矣，之后固然要改变，改变得鬼化，又改变得神化。正是鬼化和神化的不正常，失态，迷茫，才需要还原到最初的状态。让我们来看一看最初的相遇，体验一下最初的相识，这特别有利于今天我们来比对认识。盲从只能局部放大他人，而不能真实面对他人。当然，仅仅停留在惊讶上，也不足以深入。我是希望拿那样的惊讶与当前的匍匐做一种比较，在比较中至少令自己清醒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