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鹏鲲】

近日，国内有媒体公布了一组数据：2020年，中国SCI论文发表数量超过54万篇，但只有约5%发表在中国期刊上，剩下的都发表在国外期刊。该媒体忧虑中国期刊边缘化问题，邀请了很多科研工作者把脉下药。

美中不足的是，该媒体在整合采访内容时，将中文期刊、中国的英文SCI期刊和中文SCI期刊混为一谈。实际上，中国的英文SCI期刊目前蓬勃发展，正处于大爆发的前夜，华人办的英文SCI期刊更是有很多早就扬名世界；此外，中文期刊和中文SCI期刊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不应该混为一谈。

未能及时市场化影响了中文顶尖期刊

在19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之前，除非是为了宣传，我国科学家很少把重要成果发表在国外的期刊上。一是当时的英文教育水平不高，用英文写作往往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把同样的数据和思路整理成文章。二是本国顶级学者发本国顶级期刊本来就顺理成章，国际化程度很高的日本学者照样把发表在本国顶级期刊看得更加体面和荣誉。

中国学者的发表模式之前与各国是相似的，却在新世纪后来了个大转弯，无疑值得我们思考。媒体数据指出，2000年，中国学者的SCI论文仍有41%发表在中国SCI期刊上，20年后，这一数字不足5%。

中国中文期刊表现得也不好，2020年8月29日，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CCF YOCSEF）邀请科技界、出版界专家探讨中文期刊的发展问题。大会给出的数据是中国学者每100篇论文中只有7篇发表在中文期刊上，此外，中国的SCI期刊数量也与中文SCI论文发展不匹配，中文期刊越来越滞后于中国论文的发展。

按理说，投稿中文期刊使用母语写作周期更短，版面费更低甚至不要版面费，而且符合中国国情的研究更容易刊载，为何这么多学者还要舍近求远呢？

这就要说到自1999年开始的中国高校扩招了。短短20年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增加了九倍之多。庞大的本科生，又催生了硕士、博士的招生高潮。研究生的增多，使得中国产出的顶尖科研成果也成倍增加，同时高校也必须以论文发表为依据决定录用青年教师。

高校扩招以来毕业生人数变化

可是，当这些青年人才在中文期刊发表论文时，却遇到了“关系稿”和“审稿慢”两块拦路石。

所谓的“关系稿”，就是享受特殊审稿待遇的论文稿。1996年期刊编辑方英文就表示“对于领导批来的稿子，原则上一律发表，不够发表水平的，要加工到发表水平，再加工也不行的，要认真地写封信，并征得领导同意，然后退还作者”。

新世纪的头十年，中文期刊的“关系”稿简直可以用泛滥成灾来形容。2000年，肖剑新教授就指出很多“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为了“他们的毕业、学位”，不得不“炮制出了部分关系稿”。

与此同时，只要关系到位，“关系稿”的待遇可以好得难以想象。例如2020年，在《冰川冻土》发论文赞扬“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以及《银行家》主编的儿子从十岁起就在其父主编的学术期刊刊登散文诗歌。

核心期刊论文中赞美导师和师娘的图表

和“关系”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10年以前，没有“关系”的稿件审稿周期超过3个月是很正常的，甚至有个别极端案例审稿超过10个月并最终拒稿。由于研究生及年轻学者的考核周期通常只有3-5年，漫长的审稿周期和比例很大的“关系”稿使得他们不得不跨国发表论文。

与此同时，大学和相关部门的评价者，不可能对青年学者的投稿偏好及中文期刊的发表现实无动于衷，于是部分人干脆规定：只根据SCI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价。这些大学和机构的政策，又助长了SCI崇拜，进一步降低了中文高水平期刊的风评，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批评中文期刊的人，常常引用年轻学者的遭遇批评“关系”稿及审稿慢的问题。但这些只是表征，中文期刊的根本问题是在高校扩招引起的市场化的大潮中落伍了。

以“关系稿”为例，事实上，每个英文期刊的“关系稿”总数绝不比中文期刊少，甚至正因为“关系稿”的存在，才使得英文期刊更加繁荣。2020年，Janis Cloos通过走访和严谨的文献计量学研究，证明《欧洲经济学会杂志》和《应用计量经济学杂志》两本知名英文学术期刊中存在着地理偏袒，以及社会关系偏袒。

一本学术期刊在发行之初往往默默无闻，没有知名学者顶着考核压力，把自己很好的论文投向初创期刊，这些期刊不可能发展起来。那么当期刊打出名气后，期刊编辑投桃报李似乎无可厚非。

此外，勤于帮助期刊免费审稿的课题组与从不帮助期刊审稿的课题组，在录用条件上当然应该有所区别，因为审稿同样有助于学术繁荣，应该得到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