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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果:我国文学教授千千万,为什么国际学术界引用最多的是申丹
关键字: 爱思唯尔论文引用申丹叙述学学者榜单申丹教授还有一项工作是努力联系文体学和叙事学。前者有点接近语言学。巴尔特说的,到句子为止,不能再长了。叙述学还要考虑字词之外的东西,比如结构。申丹觉得不该偏颇,用了好大力气来联系二者。我也觉得不该偏颇,但是偏执狂管他做什么,反正文学偏执狂对社会也没啥大害。
申丹的叙述学研究里也渗透着不能没有的女性主义立场。比如她以奥斯丁最后一部小说《劝导》示范后经典叙事学。一般研究认为《劝导》的女主人公安妮以嫁人过上幸福生活做结,落入了父权社会的圈套。如果以后经典叙事学来看的话,整篇小说都是以安妮的眼光来观察周围人物,这个视角就是对18世纪感伤小说男权叙述传统的颠!覆!
以上我这是非常浅显浅薄的介绍,相信能深入掰这个的多了去了,豆瓣上一抓一大把。
但为什么是申丹教授呢?这份榜单在网友中间引起小范围的热议。网友@淮河入海道麋鹿真人认为:“研究唐诗的最牛学者一定在中国,国际引用率不一定高”如果要成为国际知名学者,还是要熟悉别人的规则,“1、用英文写作;2、常参加国际学术活动与海外学界保持联系;3、研究领域恰巧是外国人关注的领域。”
这话有一定道理,不过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文学教授千千万,没上榜单的不见得没努力,上了榜单的显然是足够努力。
更重要的是,这种注重作品审美形式研究的经典叙事学,在90年代以前的西方还不是学术宠儿。彼时的西方学术界更加注重将作品放置在整个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中,分析其所蕴涵的政治隐喻功能,想想杰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学都是民族寓言的论断吧。据韩晗文章说,20世纪之交,这股学术潮流逐渐退潮,坚持经典叙事学的申丹得以重返欧美学术体系前沿。申丹成了“西方叙事学、文体学领域不少高层次学术活动中唯一的非西方学者。由美国和德国学者主编的《叙事理论大百科全书》聘请了15位顾问编委,申丹是其中唯一的非西方人。美国学者在主编国际上第一部《当代叙事理论指南》时,邀请了33位知名叙事理论家撰稿,被称为‘全名星’的作者队伍,申丹是应邀撰稿的唯一非西方学者,也是收到主编发出的第一轮撰稿邀请的学者。”
这么看来,还真有点文学领域“去政治化的政治”意思。像政治经济学被缓过气来的西方世界边缘化,专注于具体数字、技术分析但实际不解决什么经济问题的西方经济学重返学术前沿,像政治家退场而专注于数字分析的西方政治学泛滥不已。
不过话说回来,叙事知识确实是欣赏和创作现代文学艺术的基本功。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喜欢流水账了,写作者不会讲故事不行。经过文学界的灌输洗脑,现代人尤其小资以上的,很少只懂得现实主义叙述,多少知道点意识流啊,荒诞派啊之类。
但是,万一大家伙不想欣赏这些东西了呢?比如最近有个美国虐恋电影叫《50度灰》,原作小说连描写乱搞的词汇量都少的惊人,就是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就是没文化中年妇女长篇累牍的SM幻想。但网民就是要看啊。有人评论说是因为西方读者越来越讨厌学院派的小说叙述范了,就不要这种精致的东西,就要简单粗暴。
传媒时代的大众和学院对抗不见得就是进步,因为这年头,知识分子的群众路线没有了,只有资本的群众(消费者)路线。群众也就不是进步的人民而是欲望载体。对于渴望启蒙的知识分子来说,对于专注叙述学几十年的学者来说,这是学问所面对的虚无。去政治化的政治,纯“科学技术”范的自我循环。我觉得,叙述学研究那么细腻,还真有点性感。我竟然很可耻地联想到了SM——把性的每个细节拆出来放大研究,恋物癖式的研究,拆解的越细越有快感呵。SM是不是和当代一切去政治化的学问有相通之处啊?
但我们申丹教授还是常常超越叙述学乃至文学之外的。
她是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九三学社中央妇委会副主任。
2009年,作为人大代表的申丹提交了两份提案:一份为《建议加强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基础研究工作》;另一份为《建议进一步做好“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你没看错,第一份是关于农业的,申丹教授心系农业发展,可谓眼光向大地。虽然提案写的诗意了一点,比如“要大力推广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废弃物能源转换技术”,要“对我国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的现实状况、动态变化、发展趋势和潜力作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分析。”“借鉴欧美经验,加紧制定我国的农业清洁生产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操作性建议没有。关于改进公派留学的提案则显得专业多了,有很多可操作建议。有趣的是,在申丹教授关于公派留学的提案中,出镜较多的是理工科的外派留学工作。也许作为文学教授,她比别人更清楚什么才是更重要的。我要为这种超越文科常有的封闭自我意识点赞。
不过大部分时间,申丹老师应该都是个安静的美教授。就像她称赞李赋宁教授那样的温文尔雅善良温厚天真淳朴。
韩晗在“学人录”里如此做结:“在国内,申丹则成了众多年轻学者尤其是年轻女性心中的偶像,激励他们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向前奋进。”是不是年轻女性的偶像,要问女士们了。在我看来,做学者,做阿伦特,做波伏娃,或者只是做一个安静的学院教师,一个精致的知识容器,也确实是当代小资可能有的生活想象。那么多中文系学生,能挤入学院便可实现岁月静好的梦想,能混进商业写作圈子也能靠此吃饭。如果都混不进去,哎呀喂,会修电脑自行车造手机压路机么?
最后来一段申丹教授关于“自己”的叙述学研究供学习(转引自“单车上的骑士”提供的课堂小论文):
在人物话语方面,因为不同的表达形式是调节叙述距离的重要工具,所以引语这个语言学对象也进入叙述学家的视野。例如,自由间接引语中的第三人称在读者和人物话语之间拉开距离,为叙述者留下了空间,而直接引语的第一人称代词“我”则容易使读者产生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试比较茅盾《林家铺子》里一段话的两种不同表达:
1、林先生心里一跳,暂时回答不出来。虽然(寿生)是我七八年的老伙计,一向没有出过岔子,但谁能保到底呢!
2、林先生心里一跳,暂时回答不出来。虽然(寿生)是他七八年的老伙计,一向没有出过岔子,但谁能保到底呢!
第一句是自由直接引语,让人能直接进入林先生的内心世界。第二句是自由间接引语,融进了叙述者的感情。
汉语代词“自己”在被当作主语使用时具有模糊性,既可以被读作“我自己”,也可以被读作“他自己”,这样可以使作者避免在“我”和“他”之间做出明确选择,给作家转换叙述视角提供了西语所不具备的方便,从而使得叙述流对于读者的接受来说更加灵活。例如吴组缃《樊家铺》里的一段叙述:“她的头脑像受了突来一击,非常混乱。渐渐她想起那天晚上的事。一天黄昏的时候,一个满头长头发的粗大汉子走进来,手里捏着一把芦秆,亮着熊熊的火光。火光里显出一张狞恶的醉脸。‘哎呀,不是老扁担吗?’自己惊了一下,问。‘小狗子呢?’”这里的“自己”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帮助作者将第三人称叙述转换成了第一人称叙述,增加了叙述的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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