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勋巴赫这次的报告主要针对中国。他称中国并不是一个“好的国家”（kein nettes Land），而且中国远不止是个竞争对手。他认为中国试图分裂欧盟和北约，其威胁远大于俄罗斯，他直言不讳道：“对此必须有个了结，最后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武力。”

不仅如此，他还提醒印度必须结成广泛的反华同盟，他说：“我相信一定会爆发战争，或许不是在未来的两三年内，但在下一个十年或下下个十年内一定会发生。”

抛开其官方身份不说，勋巴赫就时政发表自己的看法本身无可非议，即便对普京的动机表示理解也不足为奇，甚至他的“联俄反中“思路对一个保守的西方军人而言也算在情理之中。

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大背景下、在并非基督教国家的印度主办方面前，作为一个高知型军事指挥人员的他，却能用自己是“激进基督徒”和“俄罗斯是基督教国家”来作为争取莫斯科反华的理由，这的确耐人寻味和令人不安。

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发言节录上网后立刻激起千层浪，引起国内外舆论和政界的一片哗然，也就不奇怪了。

乌克兰外交部立刻召见德国大使菲尔特胡森（Anka Feldhusen），德国国防部赶忙与这位海军司令的言论做紧急切割，而勋巴赫本人则赶在被顶头上司——国防军总监左恩（Eberhard Zorn）召去谈话前便在网上公开致歉，并主动请辞，避免了更为不堪的被解职结局。

德国海军总司令在对中国出言不逊后辞职，并称普京“值得尊重”。来源：印度电讯报

联邦德国国防军（Bundeswehr）采用西方普遍施行的“文官领军”原则（国防部长非军人制）。国防军最高军事首长（武职）的称谓叫“总监”（Generalinspekteur der Bundeswehr），对国防部长负责，其职责相当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英联邦国家的参谋长委员会主席或总参谋长。各兵种的军事长官不叫“司令”，也叫“总监”（Inspekteur），譬如陆军总监、空军总监、海军总监等。战后16任“国防军总监”中，12人来自陆军，海军和空军各出过两人，均领上将军衔。

对于一位事业正旺的海军中将（Vizeadmiral）而言，现年57岁的勋巴赫以这种方式为自己的军旅生涯划上句号，不免令人唏嘘。他的“一失言成千古恨”再次应验了中国的一句老话：祸从口出。

“勋巴赫事件“折射出西方外交和战略的分歧

勋巴赫本人事后表示自己在印度的言论过于“草率”（unbedacht），但他表现出来的“草率”并非在于他的观点，而是以官方身份公开发表有悖于政府安全政策的行为。换而言之，他的“错误”不在观点本身，而是“妄议”国政的做法。

抛开国家立场和意识形态因素来分析，勋巴赫的观点反映的是国际大背景下西方有关“合纵连横”战略考量中的一个流派。一如冷战时期尼克松和基辛格决定“联华抗苏”一样，在当今“新冷战”的框架之下，西方战略界出现“联俄抗中”的思路并不奇怪。

只不过，勋巴赫道出了欧美不少人士想说而未（或不敢）说出的想法而已。

他直言应该给予普京“尊重”，认为中国“不好”，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佐证了他的“亲俄”“反华”立场。实际上，他对普京表现出来的“理解”，并非因为对其做法的认同，而是需要莫斯科这个“伙伴”来应对中国这个真正的“威胁”。

而他的这个思路与他的海军生涯不无关系，海军面向蓝色，必须放眼全球。在军队的诸兵种中，海军是最具国际视野的。西方15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及伴随着的殖民主义，还有新老帝国主义的扩张，均离不开海上武力的支撑。

去年7月他在担任海军总监百日之际曾接受过媒体采访。当被问及德国海军未来应有何作为时，他立刻就把话锋转向了中国。

他说： “五年来，我们观察到中国在南海人工造岛并将其军事化……我们为何不能对此视而不见？有两个原因：第一，国际法是习惯法，如果国际社会放任中国，会被其他国家效仿，成为它们为自己的强权利益辩护的理由。

第二，南中国海是通往东亚最重要的海道，十个抵达德国的集装箱中有九个走的是海路。中国通过军事基地在全球铺开了一张经济和军事网，譬如，与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签订了1999年的港口租赁合同，甚至还在吉布提建立了海军基地。所有这些港口和基地无一例外都位于印太地区海上贸易的要津，是中国新丝绸之路在海上的延续和补充。”

勋巴赫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每四年增加一次海军规模，相当于整个法国海军的规模。”来源：CNBC

去年12月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中，他对中国海军正以“每四年就建造一个法国海军 “的速度扩建表示担忧。

正是基于这个海军视野，勋巴赫看到的不只是欧洲门前“乌克兰危机”那些事，而是把目光转向了“远在天边”、但正在崛起的潜在世界“强权”中国。

应该说，如今持这种观点的人在西方各界并非少数。说到底，在安全战略方面，欧美眼下正经历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以美国为首，包括“五眼联盟”和日本，认为中国是主要“威胁”，必须集中精力对付北京；另一条以欧盟中的部分成员为代表，包括法国和德国，认为俄国的咄咄逼人才是安全的最大“隐患”。

很显然，勋巴赫的观点走的是“美国路线”。

联邦国防军前总监库亚特（Harald Kujat）就不同意政府处理勋巴赫，因为这位海军中将并未触犯《军人法》。库亚特说：“我们当然也得顾及乌克兰的安全利益，但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也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不能只谈论战争，却不谈论如何防止战争。他认为勋巴赫的观点只是重复了美国的立场而已，而美国是德国‘最紧密的盟友’”。

库亚特说的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不能单从军事角度去思量，还要将其放到国家整体利益的框架下去琢磨，那么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不也是国家利益所在么？

库亚特：“你必须坦率地与乌克兰交谈，乌克兰必须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来源：inforadio

问题是，难道如勋巴赫那样将中国作为主要对手就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

鉴于历史原因和现实需求，德国的国家利益是综合且复杂的，用简单的站队方式是难以得到满足的。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曾多次强调，德国和美国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但同时也有着不同的国家利益。

以能源和国家安全为例，德国在能源方面，特别是能源转型尚未完成之前，很大程度上依赖俄罗斯，这是朝野尽知的事实。

冷战期间，分裂的德国处于东西冲突的最前沿，所以，这个国家深知军事冲突对民族利益和国家发展有多大的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