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确山县，老乐山南山门广场。

“开——炉——！”一声响亮吆喝荡开，号称“民间烟火之最”的“打铁花”表演正式拉开序幕。

头上反扣一葫芦瓢、赤裸着上身的艺人们，手执一根掏了个坑槽的花棒，轮番接一瓢现场熔化、烧到近1600℃的铁汁，再迅速奔至花棚下，用另一根花棒自下往上猛击。铁汁腾空飞起，撞到棚顶的柳枝，旋即迸散，若火树银花在漆黑的夜色里，刹那怒放。一人跟一人，一棒接一棒，场面绚烂夺目。

确山“打铁花”（资料图来源：B站UP主“影视飓风”）

“光着膀子表演，不怕被洒落的铁花烧伤烫伤吗？”这可能是观众在欣赏表演时最好奇的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一项源于北宋、鼎盛于明清，至今已有千年历史，中间一度濒临失传的民间活动，之所以还能在当下复现，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离不开一个人的执着“抢救”，而其对“打铁花”文化挖掘、复原的过程同样颇具看点。

带着众多疑问，观察者网对话了“确山铁花”代表性传承人、曾任确山县文化馆馆长的杨建军。在近3小时的聊天中，杨老既讲述了自己对打铁花文化的追寻历史，也分享了打铁花技艺的关键要领。

【对话/观察者网 李泠，整理/刘啸云、杨珈媛】

·抢救挖掘：“难道您愿意看到自己喜爱的手艺失传？”

观察者网：听说您是向一位老铁匠“三顾茅庐”后才了解到打铁花的工艺。现在还记得“三顾茅庐”时您都怎么劝说那位老铁匠的吗？

杨建军：这中间有个很长的故事。确山铁花已经流传了上千年，它源于民间的金属冶炼和道教的炼丹术，到北宋时形成了铁花。起先，在每年新春佳节之际，金、银、铜、铁、锡五门工匠开业之时和道士们在一起祭祀，敬奉共同的祖师太上老君，属于一种宗教仪式。后来由于受到民众的喜爱，确山铁花越来越红火，世代流传，直至今日。

我与共和国同岁，今年74了。我小时候常听老人说起“确山铁花好看”，所以我也很想看，不过一直没看成。直到1956年，那时我才六七岁，听说城外一处麦地要表演打铁花，我晚饭都没吃就跑过去。当时人山人海，我个子小，就从人缝里挤到最前面。

那时打铁花很隆重，中间搭起一个花棚，炉火熊熊，各种灯笼火把等玩意儿就在周边围着。而且那时候没电，看铁花就觉得特好玩。在铁没化好之前，会有各种各样的民间表演，比如龙灯、旱船、舞狮、踩高跷等等。这就像一次民间艺术汇演，借此提高各个表演队的声望，同时也给大家带来欢乐和喜庆。

等到打铁花的时候，其他表演就退场了。当一棒铁花冲天而起，全场欢声雷动。当时打铁花的表演者都光着膀子，在花棚下一棒接一棒，一人跟一人，打得满天飞花。花棚上旗火腾空，鞭炮轰鸣，观众欢呼，棚下龙灯穿行，花棚四周还围着好几条龙灯玩耍，一条接一条穿花。整体非常有视觉冲击力。

“龙穿花”（受访者供图，摄影：陈晓力）

当时刚解放不久，生活水平比较低下，没有什么很隆重的大型文艺活动，所以这就算最好的表演了。几乎是万人空巷，乡下很多人赶着车、骑着牲畜去看，场面非常壮观。我当时看了以后非常激动，想着要是我也能打铁花就好了——那是一个小孩很朴素的想法，但是这想法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从那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我再也没有看过打铁花，因为当时有各种政治运动，之后又遇上文化大革命，铁花属于“封资修”文化，所以更没人敢演了。那几十年里，我再也没有看过打铁花，但那壮观的场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我一直想着啥时候能再看一次，啥时候也能学会打铁花。

到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就想着文化的春天可能要来了，铁花表演应该还能再发展起来。我当时就等不及了，想着自己到处找找，说不定找着了，人家愿意收我，让我参加表演，那就太好了。

我当时在乡下一个中学当代课教师，从1976年开始我就利用寒假在城里和乡里走亲戚、找朋友，到处打听。当时人们的思想还没解放，还是心有余悸，一说到“四旧”的东西，谁都不愿意说，即使知道也不说。

后来我遇到了一个熟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商会的会长。他告诉我，我原来在宣传队的一个叫李观容的女同学，她爸李万发就是解放前铁花会的会首——商会以前会主办一些打铁花表演，找李万发组织人，所以他知道李万发的身份。

因为两家父母相熟，所以我之前经常去李观容家玩，但是不知道她父亲原来是铁花会会首。因此我听说了之后，就兴冲冲地去找李万发老叔叔，但他就说没那回事。其实他是不敢说，他们家因为打铁花吃过亏——那时一些群众不知道铁花会是什么，以为是“反动会道门”，他又是会首，而且他家先前有兄弟二人，为了留在家里铁匠铺打铁干活、不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他加入了当地民团当过团丁。历史问题加上铁花会首的罪名，因此他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家人的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

后来，我就不敢直接去问他了，也不直接提打铁花的事，但是每次我去找他儿子玩的时候，如果看他们几个老人在一块，我就跟那几个老人凑到一块，谈古论今，说些家长里短。因为我是确山城里人，懂的也多，一说起老人旧事，他们也感兴趣。

在聊旧事时，我就时不时地把话题往铁花上领，说过去打铁花怎么怎么样，他（李万发）有时忍不住也会透露几句，说“不是，真的打铁花是……”但他一旦知道我是在故意打探铁花的消息，马上就不说了。我一看他有警惕性，也就不问了。就这样，我从他那断断续续了解了不少与铁花相关的知识，我在聊天时都记在心里，回家后就赶紧记在本子上。

后来随着政策的开放，有些人敢说了，我就找到一个我原来在山上刨草药时认识的乐山老道士，他叫李清真。这个道士原来也会打铁花，而且他没忌讳，啥都说，所以我也从他那得到了不少知识。此外还从一些打过铁花的匠人那里了解到一些知识，但是他们都没有李万发知道的多。

在了解打铁花的过程中，我一开始只是想了解打铁花的技艺，后来我觉得自己毕竟是个文化人，铁花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也很重要，所以通过之前从李万发老叔叔那里了解到的零碎知识，加上我平时对话的这些人，我把手上的材料一点点地捋出了一条线，形成了关于铁花的一段一两千字的概述。

后来给右派平反，李万发的“帽子”摘了。当时我也从教师转正，转正后又被调到县文化馆担任群众文化辅导部主任——因为我从小对民间文化艺术非常喜欢，我会说相声、说快板、讲民间故事，还会踩高跷、玩龙灯、玩狮子，也搞文艺创作，发表的作品在省内、市里都获过奖。

当时文化馆的四大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活跃城乡群众文化生活，挖掘整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以及发现培养文化艺术人才。所以那时我就理直气壮地去找李万发了。我说“现在都讲究‘实事求是’，您头上的帽子摘了，您也没有什么负担了，难道您愿意看到自己喜爱的这门手艺失传？”另外，我把我整理的铁花概述拿给他看，虽然不连贯也不完善，但他一看后仍大吃一惊，十分感慨。

我同他说，想向他拜师，他非常兴奋，说他教的打铁的徒弟很多，但没有收过学打铁花的徒弟，如果我要是真想学、能吃苦，他就收我为徒。我说过年后会登门向他拜师，师父说不用，口头说话就算数。后来我就在工作之余，节假日或星期日抽空去找师父学打铁花，师父教了我很多打铁花的关键技术和相关知识。

这就是我所谓“三顾茅庐”的故事，算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吧。

·组队传承：“大部分不看钱，看的是情怀”

观察者网：看以前的一些报道，您是在2002年自己成立了确山铁花民间表演队。组建的过程中，有没遇到什么难题？比如拉人是否顺利？

杨建军：这还得从以前说起。当时除了收集整理打铁花的知识、学打铁花的技艺之外，我和我师父还总想把打铁花再表演给民众看。我一直动员师父，师父说咱们再找几个徒弟私下准备好，一旦我给县里提出的要求成功了，马上就可以联系人来表演。

然后我就年年跟县里提打铁花表演，但是县里领导都不是确山人，没看过打铁花，也不知道打铁花是什么、需要怎么准备，我一说需要很大的场地，需要搭花棚，需要有龙灯配合，需要安全防护，需要铁炭、炉子、花棒这类东西，领导也怕麻烦。而且我们县当时很穷，确山是革命老区，那时还是个贫困县。

确山县，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腹地，抗战时期是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有“小延安”之称（图自央视）

所以我们一直等了10多年，一直到1987年底，中央宣传部下了份文件，要求各地文化部门利用春节搞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型文化活动以迎接改革开放10周年。按照当时的惯例，每年年底文化馆要做一个元旦和春节的双节文化活动策划，这个计划上交到文化局审定以后，要报给宣传部批准。我在1985年当上了文化馆馆长，所以利用这个机会，根据上级给出的指示，提出要重点挖掘确山的特色文化——打铁花。

领导当时就问，说我年年都提打铁花，铁花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就给他介绍了，他们也问了一些确山籍的领导，大家都说确山铁花好看，所以领导也心动了。但领导也担心，毕竟将近30年没有展示过，不知道能不能成。我说只要领导肯点头，如果弄不成，我愿意接受组织纪律处分。他们最后就同意了。

后来我建议县里领导开个关于打铁花的协调会议，最后选定场地在南山广场，场地可以容纳上万人。当时这“南山广场”其实也不是啥广场，就是个荒场子，周边是打矿石打出的丫丫叉叉的山坡。我们后来让交通部门弄了辆修路的铲车把地压平，让建筑公司在我师父指导下搭花棚，让老乐山林场砍了几车柳树枝拉过来，让机械厂负责准备炉具、焦炭，让土产公司准备废铁，让公安局维持现场秩序，还让广电局架高音喇叭，整个准备工作很是费劲。

1988年正月十五，我们就在南山广场打铁花。那时通讯工具还不方便，也没有手机，所以宣传全靠人传人。一听说有打铁花，上万人都到广场来看，广场都坐不下了，周围的山坡上全都是人，把路都堵住了。

当时我不仅是现场总指挥，还是主持人，但我也想打铁花。平时练习时师父说我打得好，但是我还没有实际用铁水操作过，所以非常想实践检验一下我打铁花的能力。于是我就跟师父说，一会儿结束先别关火，给我留两瓢铁汁。后来铁花表演结束，观众慢慢散去的时候，我就光着膀子，头上戴上葫芦瓢，打了一二十棒子，打得满天飞花，但当时我自己看不见，他们在一旁都看得嗷嗷叫。

1988年这场打铁花之后，河南日报也作了报道。到1990年，县里看上次表演很精彩，又组织了一次，把市委领导都叫来看。但从那以后，由于组织不易，加上县里穷，而且领导担心发生踩踏事件或者交通事故，就不愿意再组织了。

在这段没能打铁花的时间里，我就整理铁花的文化内涵，写了一则确山铁花简介，在1993年的《河南文化文物年鉴》里作为地方特色刊发出来。文章刊登以后，省里也知道了确山铁花，非常重视，但是省里领导也没看过，不知道铁花是什么，因为那篇文章只是文字介绍，也没有配照片。

之后一直到2002年，距离我上次打铁花已经过去13年了。在这期间，我的师父在1995年去世了，其他师兄们有的退休了，有的残废了，我也没办法再依靠他们了。为了还能让大家再看到确山打铁花，我就自己培养打铁花的队员。

召集人这个过程不简单，我也物色了不少人，大多数人一听不给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表演，就不愿意参加；再加上铁花打起来，火花四射，万一烧着烫着了怎么办，年轻人万一给整破相了怎么办，这都是顾虑。很多人听完都不愿意学，咱也不能勉强，只能动员自己的亲戚朋友。

我首先想到我师兄，他是我师伯的徒弟，在1988年和1990年打过两场铁花。他还帮我拉来几个打过铁花的队员。此外，我把我的一些亲戚招呼来，当时也没办法给他们钱，只能管顿饭，他们有的人看过打铁花，所以对于能够学打铁花也很高兴。

杨建军及其徒弟（受访者供图）

要学会打铁花，就需要训练，我把师父之前教给我的都教给他们，再让他们私下练习，练完我再看看，给点指导。日常训练，具体说来就是找根柳树棒掏个眼儿（叫作上棒），装上沙，用另一根花棒（叫下棒）打，把沙打得越高越散越好；练完打沙子，再光膀子拿水练，水不能打得一片片的，若换成铁汁会烧到人，必须打出濛濛细雨的效果。

到了2002年县委大换班，新领导上任。新县长和我是熟人，一起开政协会议时，他还问过我为什么不继续打铁花，我说一场要两三万，没钱。他希望我能再公开表演一次，但作为县长，也要和其他领导开会研究。当时开会讨论后，县里一半的领导都不同意，一是县里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二是也怕出踩踏事件。后来县长找到我，问我能不能自己去拉赞助，我同意了。

因为我之前经常帮农联社做一些宣传业务，比方说给他们写节目、写小品、写快板之类，跟他们领导关系比较好，所以我就去找他们领导商量。一开始说需要三万，他们也觉得不是个小数字，但他们也不想驳我的面子，最后讨论下来，答应给两万。两万勉强够本，我想着也可以了，毕竟能表演就是最大的胜利。

最后我给县长汇报，县长听了也非常高兴，我们就开始物色场地。我们最后找到的是一个离我们城有5里地的炮兵训练场，那是一个很大的场地。当时领导怕出事故，还不让大力宣传，就当天才在汽车站、火车站这些人员密集的地方贴了几个广告。结果通过传播，很多人都开着车、拖拉机往城里赶，当天上午场地附近就都坐满了人。到了下午我们把烟花往现场拉的时候，警车开道，花了一个钟头车才进得去。

为筹备这个打铁花的活动，我还买了很多烟花鞭炮；因为怕人多，群众看不过瘾，我们还搭了两个花棚。当时什么都准备好了，但出现了一个问题。我当时有一个熟人，他自己办了个小作坊，所以他有个炉子，早几年的时候他跟我说好了，我啥时候打铁花了，炉子尽管取用，所以我很放心。但后来又过了两三年，他的这个厂子垮了，炉子也没有了。当时离表演就剩两三天了，好在我师兄又给找了一家，又借了个炉子。

表演现场化铁的炉子（受访者供图）

自我师父去世后，我就等于没了“拐杖”，所有事情都需要自己操心。当时活动一定下来，一个多月的筹备时间里我一直提心吊胆，担心活动办不好，表演当天一两点才睡着，四五点就醒了。当时我真的非常担心，因为来看表演的人太多了。值得高兴的是，当天活动顺利举办完成了。这期间我几乎24小时没睡，但还是特别兴奋，因为看到铁花冲天而起，看到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应，仿佛又回到了从前那个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