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徐实】

2017年两会，李克强在政府报告中提到：“今年网络提速降费要迈出更大步伐，年内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赢得了现场代表们持久而热烈的掌声。紧接着，在国新办举行的网络降费提速发布会上，三大运营商正式宣布2017年10月1日起将全面取消国内漫游费，引来媒体一片转发。

移动通信降价为消费者释放红利自然是好事。而此前关于该不该有国内漫游费的讨论，各方争论也是不相上下。应该说，国内漫游费是我国运营商历史上内部区域分割的产物。在一段时期内，运营商各省分公司之间实行成本独立结算。用户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通话，就要使用当地运营商的通话资源设施，所以就要额外付一笔漫游费。

随着业务整合的推进，三大运营商已基本实现全集团整体核算成本。国内漫游对各分公司只是数据库提取的问题，几乎不产生任何技术上的成本【1】。在这种情况下照旧收取国内漫游费，难免会引发不满。

仔细想来，漫游费的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格局下，国企的价值取向应该是什么？是只追求营利就好，还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营利之外，国企是否应当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漫游费的背后，是国企的价值取向问题

历史上存在性质截然不同的国有企业

想找到这个问题的合理答案，我们首先要认清一个事实——国有企业并不理所当然地代表社会主义，而且国有企业并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发明。早在19世纪后期，作为后发工业国的德意志帝国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就培养了大量的国有企业。1879-1904年，德国政府先后从23家大公司和25家较小的公司手中收购了铁路，使德国国有铁路的比重由1879年的28.5%迅猛增长到1909年的93.8%。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国有经济已经涉及采矿业、制盐业、铁路、邮政、电信、森林、金融业以及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地方基础设施【2】。

然而，恩格斯对德国的国有企业持否定态度，而且坚决批判将其等同于“社会主义力量”的错误观点。国家所有制的性质是由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德意志帝国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出身容克地主的军官和政府官员手中，恩格斯自然不会看好德国为推行军国主义而实行的国有化。而且这类国有企业完全按照资本主义方式来运作，一来只在乎自身营利、不在乎公众利益；二来对员工的残酷剥削与私企并无二致，有何先进性可言？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则是十月革命以后才出现的。按照列宁的构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应当承担大量社会责任，一是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廉价的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二是应当高度重视员工应有的福利，实现剩余价值的合理分配。1919年，列宁在红场上对群众发表了这样的演讲：“我们的子孙会把资本主义制度时代的文物看作奇怪的东西。他们很难设想，日用必需品的贸易怎么会掌握在私人手里？不劳动的人怎么能生存？”【3】

苏联的国企经营长期秉承列宁的思想，以极为低廉的价格为人民群众提供日用必需品，而且为企业员工提供良好的福利。20世纪80年代，苏联平均工资约190卢布，一盒火柴1戈比，一度电2戈比，一大块面包十几个戈比（1卢布=100戈比）【4】。按一个双职工家庭一个月用掉200度电来推算，4卢布的电费仅占工资的1.05%，如此电价真是厚道到家。苏联国企的女员工享有长达一年的带薪产假，而美国至今没有法定带薪产假——美国1993年通过的《家庭和医疗假期法》，仅保障女员工12周的无薪产假【5】。

中国也曾借鉴苏联，以国家补贴来保证人民群众在低工资水平下的购买力。曾领导我国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在1980年指出：“我看现在还是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6】陈云同志的基本思想与列宁一脉相承，将提高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放在首要位置。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格局下，未必要照搬昔日国家补贴的做法，但是国有企业为群众谋福祉的价值取向是不应改变的。

以资本逻辑衡量国企，实乃荒唐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虽然经历了阵痛，但仍然获得了长足发展。1998年底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约为8.2万亿元；而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末，我国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包括国有金融类企业）资产总额已超过117万亿元【7】。即使刨去通货膨胀，增长也极为可观。然而，国企改革剧烈地冲击了国有企业原有的价值体系，朝野关于如何建设和发展国有企业的争论从未停止。

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营青藏铁路和藏南铁路，并不是一桩赚钱的买卖

“国企低效”是庸俗经济学家们最喜欢鼓吹的论调，这丝毫不令人奇怪。庸俗经济学家们信奉的是资本逻辑，其基本内涵是：资本是社会经济权利的中心，一切经济活动围绕资本增殖最大化而展开，资方拥有对企业的控制权和剩余价值索取权，被雇佣的劳动者不过是资本的附属品。在资本逻辑之下，企业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使资本增殖、创收多多益善。

庸俗经济学家们戴着资本逻辑的眼镜来看待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那可真是处处不顺眼，因为国企的许多做法还真不是奔着赚钱去的。例如，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营的青藏铁路、藏南铁路，按照实际运力恐怕几十年都收不回成本吧？又如，国家电网公司的村村通动力电工程，重点给贫困村改善电网，这边际收益多低呀？再如，中国移动在2016年使西藏5000多个行政村中的4000多个实现了光宽带覆盖，可是当地居民的低购买力又能创造多少利润？按照资本逻辑，这些不利于资本增殖的铁路、电网、通信网压根就不应该建，建了就说明“国企低效”、“国企生产率低于私企”。至于国家战略和人民福祉，根本不在资本逻辑的考虑范围之内。

倘若国企按照资本逻辑来运作，一切以营利为目的，那么收取漫游费岂不“合情合理”？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既然消费者对移动通信的需求是刚性的，那么运营商就应该设置消费者能够接受的最高价格，使生产者剩余最大化。至于这个最高价格出于什么名义，那就真的随意了：什么初装费、选号费、销号费、漫游费、收来电显示费，创意多得是，最后还可以加上一条“对收费概不解释”的“霸王条款”。如此一来便达到了资本增殖、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以前也确实有某些运营商这么做过。

可是如此一来，庸俗经济学家们又不乐意了，跳着脚骂“国企与民争利”。这可就有意思了：指责国企“不会赚钱”、逼迫国企按照资本逻辑行事的是他们；倘若国企按照资本逻辑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出来骂街的依然是他们。那么国企到底是应该赚钱呢，还是不应该赚钱呢？玩这样的双重标准岂不矛盾？

庸俗经济学家们经常指责“国企都是依靠垄断获利”，这种说法的荒诞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违背起码的客观事实，我国许多经营状况很好的国企并不依靠垄断获利。招商银行差不多是我国股份制银行中效益最好的，可是它垄断银行业么？华润置地是中国内地最具实力的综合地产开发商之一，可是它垄断房地产业么？格力电器在白色家电领域把松下等洋品牌打得满地找牙，可是它垄断家电行业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攻城略地、发展壮大的国企多得是，庸俗经济学家们之所以视而不见，只不过因为惯于以撒谎来宣传自己的观点罢了。

另一方面，“依靠垄断获利”正是资本逻辑备加推崇的至高境界。近年来国内投资界热捧一本叫做《从零到一》的有趣著作。作者彼得·蒂尔是PayPal公司创始人、Facebook首位外部投资者，他在书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创业心得，明确提出了以下观点：

“所有成功企业都是不同的，他们在他们选定的市场中获得了垄断。”

“只有失败者才去竞争，成功者走的就是垄断之路。”

彼得·蒂尔先生的直白实在是率真可爱，与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按照资本逻辑，“依靠垄断获利”体现的是资本的巨大成功，这样的企业简直就是典范。既然如此，庸俗经济学家们为何不去歌颂、而要咒骂国企的垄断呢？因为他们梦寐以求的是私人资本的垄断，所以国企永远是这条路上的绊脚石、国企怎么做都是错的。也正因为如此，庸俗经济学家们为国企改革开出的药方从来只有一副——引入私人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