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心智观察所】

“我的哲学，总统先生，是所有外国人都想坑我们，而我们的任务是先坑他们。”凭借这句话，美国财政部长说服了总统对全球经济施加了一次巨大的冲击。用总统身边一位幕僚的话来说，目标是引发“世界经济的可控解体”。

这不是特朗普团队在他们“解放日”关税狂潮前发生的事情，这是1971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说的。他成功说服了尼克松在几天后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尼克松冲击”，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维持固定汇率。美国因越南战争、国内社会福利项目（如“伟大社会”计划）导致财政赤字扩大，美元供应过剩。国际贸易失衡，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美元被高估。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不再与黄金直接挂钩，对进口商品征收10%临时关税，改善美国贸易平衡，保护国内产业。

尼克松的一位顾问说：“世界经济的可控解体是八十年代的合法目标。”此人正是后来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通过利率增至3倍的加息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他真的完成了世界经济的可控解体。

保罗·沃尔克

如果说保罗·沃尔克最爱的词是“利率”，特朗普最爱的词就是“关税”。

但要通过关税实现沃尔克用利率实现的那种武器效果，特朗普面临巨大障碍。正如希腊前财长瓦鲁法基斯所分析的，尼克松的等效策略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卡特总统任命沃尔克为美联储主席，并允许他不受阻碍地继续尼克松计划；之后里根总统在1987年任命艾伦·格林斯潘接替沃尔克，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今天美国的政治体系已经不支持这种程度的跨党派合作。

即使本着“料敌从宽”的角度，假设特朗普再次可控解体世界经济的计划，在战略上是有意义的，不是质疑者所认为的糟糕自残行为，也必须要看到，特朗普想通过广泛关税恢复美国制造业，还有许多“天时地利”不同往日的障碍。

最显而易见的是当前美国制造业的局面，这个生硬的事实本身几乎无解：在1950年代，美国私营部门约35%的就业岗位属于制造业。如今，美国有1280万个制造业岗位，占私营部门就业的9.4%。即使美国制造业就业现在增加30%，其占私营部门就业的比例也仅升至12%，远低于历史高点。美国的目标显然不是重新开始生产自己的T恤，如果美国只是有针对性地投资高科技制造业（如半导体），即使做得非常成功，能带来的制造业就业增加，也还是微不足道。

而从特朗普政策的出发点——也就是法律前提，和特朗普政策的最终目标对象——也就是他要“解放”或“挽救”的美国制造业劳动者两个方面看，他都有难以克服的障碍。

特朗普政策的权力来源，通过IEEPA的法律授权，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开启对等关税，已经面临美国本土的诉讼，如佛罗里达小企业主的起诉，后果难以预料。而在劳动力问题上，美国面临的深层困境，并非制造业的就业机会，恰恰相反，是制造基础设施和合格的制造业劳动力的匮乏，这意味着，重新开始生产自己的T恤对美国来说不是可选项。

全面贸易政策的法律障碍

先说特朗普政策的法律挑战。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严重性，那么可以看看欧洲思想大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是怎么说的。

哈贝马斯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敏锐地如此评价：“这场制度变革的政治走向最难预料——它表面上会保留已被架空的宪法，实际上却在构建一种技术官僚与威权统治的混合体制。……这种新型威权统治与历史上的法西斯截然不同。美国街头看不到制服游行，日常生活大体照旧——除了那些四年前受总统煽动冲击国会、如今却获得赦免的叛乱者。”

就差说特朗普的统治是另一种法西斯了。为什么哈贝马斯会说美国宪法被架空呢？

IEEPA于1977年颁布，旨在赋予美国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监管国际经济交易的广泛权力，以应对“任何不寻常且特殊的威胁”对国家安全、经济或外交政策的影响。然而，其立法目的明确指向特定危机——如外国侵略、经济破坏或敌对实体的直接威胁——而非作为总统推行全面贸易政策的工具。

历史上IEEPA从未被用于实施广泛关税，而是被用于冻结资产（如卡特总统在伊朗人质危机期间的措施）或禁止与特定国家的贸易（如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的禁运）。特朗普将贸易逆差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行为定义为“国家紧急状态”，并以此为由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显然超出了IEEPA的文本授权和立法意图。

IEEPA的措辞虽然宽泛，但并非无限。法律授权总统“处理”威胁，但并未明确赋予其通过关税重塑全球贸易体系的权力。特朗普利用该法律绕过了其他贸易法规（如《1974年贸易法》第232条和第301条）中规定的程序性要求，例如事实调查和国会监督。这种行为不仅削弱了法律的特定性，也挑战了国会在贸易和税收领域的宪法权威。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明确将贸易和税收的权力赋予国会，而非行政部门。特朗普通过IEEPA单方面实施对等关税，实质上是篡夺了国会的立法职能。这种行政越权与最高法院近年来通过“重大问题原则”对行政权力扩张的限制形成鲜明对比。该原则在《西弗吉尼亚诉环保署案》（2022年）中得到明确阐述，要求行政机构在处理具有“重大经济和政治意义”的政策时，必须基于明确的国会授权。

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无疑属于“重大问题”。关税导致美国股市损失3万亿美元，标普500公司41%的海外收入面临威胁，消费者价格上升和就业岗位流失的风险加剧。这些影响远远超出了监管微调的范畴，而是对经济结构的根本性重塑。然而，IEEPA并未明确授权总统以此方式干预贸易政策。关税政策“重塑全球贸易，可能使美国消费者损失数十亿美元，并扰乱整个行业”，这与奥巴马政府环保署试图通过模糊法律重塑能源行业的行为如出一辙，而后者已被最高法院否决。

历史上的司法先例表明，美国最高法院对行政部门在缺乏国会支持下的越权行为持怀疑态度。在《扬斯敦薄板与钢管公司诉索耶案》（1952年）中，法院否决了杜鲁门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接管钢厂的决定，认为这侵犯了立法权。尽管特朗普的关税不像钢厂接管那样直接，但其通过紧急权力对贸易政策进行全面干预，同样侵蚀了国会的宪法角色。

当前如佛罗里达小企业主已经发起的诉讼，可能成为检验特朗普关税合法性的关键。原告认为，特朗普利用IEEPA“绕过国会，篡夺其贸易权力”，并援引“重大问题原则”要求法院介入。如果此案上诉至最高法院，基于《西弗吉尼亚诉环保署案》等先例，法院很可能裁定特朗普的行动缺乏明确授权。IEEPA的宽泛措辞可能为灵活性提供空间，但“重大问题原则”在如此高风险的情况下要求具体性，而特朗普的政策显然未能满足这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