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系统”理论认为，具备足够数量的行动者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乃是社会系统内部整合及社会系统和文化模式之间整合的必要条件之一，否则，便有可能无法维持系统的均衡而呈现“病态”。乡村虽然还是聚居社区，邻里之间虽然还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熟人，但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乡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常年的异地化生活，已导致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运作有异于“熟人社会”的逻辑，或者说已日渐呈现帕森斯所谓的“病态”。我把此“病态”的熟人社会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

之所以把青壮年大量离土离乡后的农村社区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是因为青壮年乃农村社区里最为活跃的成员，是家庭的顶梁柱，是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以及利益冲突的当事人。在经历历次冲击之后，老人的传统权威式微，青壮年日渐成为农村社会生活的主体。大量青壮年在农村社区的长期不“在场”，构成了农村社会主体的失陷。

“无主体熟人社会”具有哪些不同于“熟人社会”的特征？

第一，舆论失灵。

如上所述，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首先有赖于道德舆论压力。我们知道，舆论压力的形成，又有赖于一定数量的生活共同体成员口头传播中的舆论放大效应，只有“一传十，十传百”，才会产生“唾沫淹死人”的舆论效应。如果舆论的传播仅仅“一”止于“十”或者无人可传播，则当事人可能将舆论视为“耳边风”，乃至胆大妄为，“如入无人之境”。

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农村社会的主体成员大量缺席，自然村落范围的道德舆论便难以形成“千夫所指”“万人共斥”的“同仇敌忾”式的压力。于是，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出现了一种令人无可奈何的现象：在家种地的媳妇苛待年迈的公婆，老两口在忍无可忍之际向远在他乡的儿子诉苦；而年关临近，儿子与其他青壮年一道回家过年，媳妇又一反常态，中规中矩地奉敬行孝，儿子一头雾水，往往责怪起自己父母。我们可以指责“媳妇”虚伪之至，但事实上，“媳妇”的行为变化又是有章可循的——其行为的“道德”含量总是与其面临的道德舆论压力成正比，而道德舆论压力又与舆论传播者的数量成正比。

第二，“面子”贬值。

说行为的“道德”含量总是与行为主体面临的道德舆论压力成正比，其所预设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要“面子”的。可以说，“熟人社会”里的人群越是众多，一个有“面子”的人所缔结的有效人际关系网络就越是宽广，“面子”就越是具有扩张和增值的能力。在熟人社会里，你敬我一分，我敬你两分，大家无非图个“面子”。给别人“面子”，事实上也是对别人抱有“回报”的期待。

但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构成社会主体的中青年大量长期不在村，农村社区成员锐减，在在村的村民看来，“面子”的效能难以扩展，其“含金量”明显偏低，因此鼓励了只顾眼前利益的“不要脸”的“一锤子买卖”，所谓“树没皮必死无疑，人没脸天下无敌”。为蝇头小利而不惜撕破“脸面”大打出手，为宅基地而寸土必争、绝情断义……目前中国乡村出现的大量纠纷（如宅基地和水利纠纷）的深层原因，都可以从“无主体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中得到部分解释。

法律工作者“背包下乡”处理农村宅基地纠纷案件（图源：IC Photo）

第三，社会资本流散。

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的社会边界是流动而模糊的，青年人已经与外部世界建立了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朋友”网络。从村民的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看，较为普遍的情况是，姻亲关系超过了血亲关系，而“朋友”关系又胜于亲戚关系。这在家庭操办喜宴的受邀来宾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少数在外闯荡而终有所获的村人，他们根据人生“成功”程度的高低，来确定“家”的所在，比如挣够50万元者把“家”安在大城市，挣够20万元者把“家”安在县城，而挣够10万元者也要把“家”迁到距真正的家乡仅一步之遥的镇区中心所在地。这些幸运者已在乡村之外的世界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他们已没有必要回到原先狭小的熟人社会里去争得“面子”、赢取荣光，所谓“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这样，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开始外向运作，难以在社区内累积，本土的民间权威日渐没落。本来，当村民之间出现纠纷时，民间权威尚能从中从容斡旋调停，但“见多识广”的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他们之中并没有多少人把本土民间权威的话当回事，大家互不服气，这就给黑恶势力染指乡村纠纷提供了机会——在没人能够调解的情况下，就请外来的黑恶势力来“摆平”。

第四，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

之所以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不仅因为时至今日留在村里的人仍然生活在熟人圈里，还因为“无主体”的农村社会，也周期性地呈现熟人社会的部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