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权的“无为”，恰恰是豪绅地主等剥削阶级的“有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蒋介石为了显示自己继承孙中山的衣钵，特意把中山、江宁、兰溪作为所谓“模范县”与“试验县”，要在那里实现三民主义，但结果却是除了一些表面文章之外，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徒劳浪费了大量经费。更有甚者，蒋介石打算在自以为统治基础颇为牢靠的浙江实现孙中山学说中的“耕者有其田”，但却遭到地方豪绅的强烈反对，一些地方公务人员甚至被前者杀害，最终只能放弃关于减租的法令，与前者进行妥协。

地方上、基层上如此，中央政治也好不到哪里去。众所周知，国民党政权有有两大痼疾，一为无休止的派系争斗，一为十分明显的官僚作风。前者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从未停止，先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党国大佬之间的争权夺利，之后又把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等地方军阀牵扯进来。在蒋介石基本控制局面后，其内部的黄埔系、CC系、政学系又开始纵横捭阖，你争我夺。而蒋介石也希望看到手下之间彼此争斗，好便于控制。抗战期间，“太子”蒋经国开始崛起，形成新的派系，而新成立的“三青团”也频频试图分割党的权力。一部民国政治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派系斗争史。其代价就是，许多必须进行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就这样被耽搁下来，甚至成为派系争斗的工具或筹码。

▲蒋介石与蒋经国

民国政治的官僚作风更是当时许多人的批评对象。政治公文里的“等因奉此”几乎成为民国时期官员形象的代名词。不少机关既缺乏能严格执行的规章制度，又没有良好的政治风气。贪污、无能、颟顸、推诿，几乎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标签。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在日记中记载，抗战初期，国难当头，许多逃亡至后方的国民党官员依然醉生梦死，流连于醇酒妇人。重庆时期，经济困难，民不聊生，但这些官员的宴席、牌局却未见减少，不少人还趁着乱世大行风流倜傥之事。如此品格，怎能承担时代所赋予的任务。

此外，以学者身份从政的蒋廷黻则认为当时的政治风气是每个人都很在意处理文件，至于一件工作是否做了，做得是否好却很少人关注。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公文的遣词用字是否准确得当，缮写的字体是否秀丽，印章盖得是否端正。许多公务员认为，“一旦把公文写好，工作就完成了”。至于国民党官僚的贪污习性，这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中显现得尤为明显，成为国民党彻底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国民党内部并非没有人认识到这些问题。1927年之后，国民党内一批具有一定左翼思想的人组成一个名曰“改组派”的政治团体。他们希望国民党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能回归1924年改组时期的面貌。“改组派”的主要理论家施存统如是描述清党之后的国民党：

现在呢，民国十三年改组的精神，差不多丢得干干净净了！当年总理苦心孤诣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差不多忘记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决议案，差不多也没有人去理会了！因为忙着清共分共的关系竟把自己底革命立场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稍为左倾的革命分子，都被目为共产党或所谓准共产党了！一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新旧军阀投机腐化分子，都摇身一变而为总理最忠实的信徒了！国民党的招牌差不多完全变成少数军人的私有品了……想不到总理十三年辛苦改组的国民党，竟落到今日如此的结果。

曾经的革命政党，其退化之快、“变色”之彻底，颇让人瞠目结舌。如果说施存统的批评是针对1927年的清党行为的话，那么在抗战时期曾经在延安担任联络参谋的徐复观，1944年在一篇写蒋介石的报告中则指出国民党由于长期的官僚做派，已经严重脱离群众：

党团为国家民族之大动脉，新血轮。若仅及半身而止，则必成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现象，中央有党团，至省而实际效能已减，至县则仅有虚名，县以下更渺然无形无影；是党团组织，乃半身不遂之组织；党团之活动，亦成为半身不遂之活动。故奸伪可以控制社会，会门可以控制社会，土劣可以控制社会，迷信团体可以控制社会，而本党团反不能以独力控制社会。此其故，在本党党员团员之成份，仅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于是党团之组织，亦自然仅以上层为对象。历史上，必书生与农民相结合（如谭、戚、曾、左之兵），都市与农村相结合，始能发生真正之力量，造成巩固之基础。社会进步，今日之书生与农民（包括其他劳动者），不仅应以官民、官兵之关系结合；且须以同志之关系相结合。能先以同志之关系相结合，则进而以官民、官兵等关系相结合，乃能胶漆无间，而不至发生反拨作用。且必须能与农民以同志关系相结合之书生，乃为真正有用之书生，否则为百无一用之书生，甚且为敲脂吸血之书生。故本党今后组织之方向，必须为书生与农民之结合，以书生党员领导农民党员。于是党之组织乃能深入农村，党部乃有事可做。

▲施存统  徐复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