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锐】

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主题之一就是现代国家的建设。清末立宪、北洋政治，无论其中有多少被今人用来“发思古之幽情”的东西，但从政治结果来看，除了保证了士绅地主与少数新式资本家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势之外，基本上是失败的、混乱的，无助于让中国走向独立富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政治学家亨廷顿有一个著名的观点：

“在那些传统政治制度或崩溃或软弱或根本不存在的政体中，政党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于那些生存于具有传统制度延续性的政体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强大的党组织是唯一能最终排除腐化型的或普力夺型的或群众型的社会动乱的选择。政党就不仅仅是个辅助性组织，而是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民党的改组，就是在这样的政治逻辑下出现的。

作为一个老牌革命党，1924年的改组，让国民党从组织上、意识形态上获得了生命力，并且随着“扶助农工”口号的实践，使它拥有了一定的阶级基础，赢得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人的支持。之后的国民革命能够成功，与这些因素息息相关。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在中国大陆掌权20余年，追根溯源，和1924年与共产党合作进行改组，从而使党的面貌焕然一新离不开关系。

但是，国民党政权在统治中国大陆的20余年时间里，却具有许多十分明显的缺陷，成为后来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推翻的重要原因。可是，今天大众文化领域里的民国想象，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化国民党政权，把它塑造成为现代中国的优秀角色，甚至在一些文化人笔下，国民党政权的所作所为，竟然成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性”。古人说：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要是在日常的生活、生产、治理实践中把国民党政权的许多习性带进来，恐怕会造成许多不良的后果。因此，我们今天需要反思这种想象，检讨“国民党式”的政治具有哪些弊病。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

国民党政权在1927年进行了两次反革命事变，屠杀了大量共产党员与左翼青年。如果说现代政党需要一个清晰的、自洽的、能够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这些反革命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国民党意识形态出现巨大混乱。

▲反动派在上海残杀革命人士

在1924年改组中，孙中山为国民党意识形态注入许多左翼的因素，比如以工人、农民作为阶级基础、强调反帝的民族主义、支持反对封建地主与买办资本家的运动，等等。这些因素，再加上清末同盟会时期章太炎、朱执信等人对经济与政治平等的呼吁，使国民党意识形态受到不少有志青年与工农大众的欢迎。但在清党之后，国民党意识形态建设就从这些方面转变为极力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一切与反帝反封、农工是阶级基础、批评地主与资本家的词汇和理论，都被刻意的淡化，甚至干脆不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凡是强调这些因素的人，都会被扣上“左倾”或“通共”的标签。

一个曾经虎虎有生气的左翼政党竟然以“防止左倾”作为意识形态主要任务，竟然拾起了被自己打倒的北洋军阀的大量意识形态残渣，比如有名无实的尊孔读经、三纲五常等等，这使得国民党在政治意识上很难吸引人，特别是吸引中国社会大多数人民，很难动员一切力量进行国家建设。而这些具有生命力、能够打动人的因素被清除之后，三民主义渐渐成为一个空壳招牌，显得苍白无力。国民党自己把意识形态中的“元气”扔掉了，又焉能指望党员有多少发自内心的信仰。

与意识形态建设相关的，就是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依靠谁，为了谁”，这样的问题不仅共产党人时常强调，早期的改组后的国民党也在强调这一点。但是1927年的清党，却造成一种“逆淘汰”的后果：许多具有革命理想与抱负，立志为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翻身而奋斗的党员要么被扣上“通共”的罪名而清除，要么目睹这样的“变局”而心志消沉、混迹敷衍。

与这批国民党内有活力与“战斗力”的一批人遭此对待的同时，许多地方党部大量吸收地主豪绅入党，甚至一些劣绅，昨天还是被革命的对象，今天却成了党部的座上宾，有的还当上一官半职。而那些投机分子、腐化分子，更是把许多不良习气带进国民党中，使政治风气变得十分糟糕。

一些国民党办的刊物也在疾呼，如此这般，致使“党德沦亡”，“民众对党德信仰全失”。可以说，这些人过去通过剥削而获得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被清党之后的国民党以新的方式承认下来。如此一来，所谓的“扶助农工”就变得有名无实，阶级基础丧失大半。

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国民党在地方上的治理十分失败。地方上权力长期被土豪劣绅所把持，政府委任的县长几乎没有太多实权，并且大多数人任期很短，可以说没有做多少“实事”。此外，地方政权的构成，多为因各种关系请托而进入其中的人，导致人浮于事，行政效率极为低下。这既不是当代自由主义话语里的“小政府”，也不是道家政治哲学中的“无为而治”，而是一种极为破败不堪的政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