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锐】

在中国的历史编撰传统中，历来重视对一个时期学术发展与学术特色的论述。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仅仅是如“典鬼簿”一般，对于历史上学术变迁进行简单罗列，而是要求研究者能够充分把握历史上学术流变的总体特征，清晰辨识不同学派之间离合互动的复杂形态，细致考辨历史脉络中不同学术观点之间或显或隐的对话，以及能够系统分析某一时期学术主张对先前学术传统之间的继承或扬弃。

在此意义上，中国古代关于学术史的论述，除了重视学派之间的具体传承与互动的史事考辨，更强调能准确描述一个时期学术流变的精神与特色。如《庄子•天下篇》中评论先秦诸子各派之得失，只用寥寥数语，便将每一学派的基本风格呈现出来；又如《世说新语》中记载时人评价北方学风“渊综广博”，南方学风“清通简要”；再如章太炎论清代学术，认为戴震之学“言直覈而无温藉”，常州今文经学“瑰意眇辞，以便文士”，此皆是在充分熟悉一个时期的学术论著与观点之基础上，对其学术风格与类型的精当评价，堪称历史书写中的点睛之笔。

晚近20余年来，随着学界思想风气、价值标准、认同取向的转变，关于晚清民国学术史的研究日渐兴盛，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里一大热门。不少过去引起大量讨论的人物与思潮，在评价标准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曾经被人“忽视”的学人与学派重新受到重视，成为人们叙述、想象近代史的重要参考；许多以往不为人所熟知的颇为隐秘的学术联系，也在史料不断充实的基础上得以考辨、分析。凡此种种，在扩宽人们对近代历史理解方面，自然有不小的意义。

但是，这些晚清民国学术史的历史图景，一旦与大众意识形态、文化传播结合之后，便产生出另一种颇为诡异的结果，甚至反作用于相关史事的研究。

比如会假设出一种类似于“全神堂”似的历史想象，将那一时期大部分在历史舞台上有一定影响的学者，都视为国之瑰宝，对之称颂有加，并且编织出一条学派之间和谐无间、学人关系彬彬君子、学术论著闪闪发光的历史谱系。或者秉持一种三代以下人遥想羲皇之世的心态，认为彼时学术名流辈出、学术水准极高，以此来借机抒发研究者自身的“感慨”，虽然这种“感慨”，多半是源于冷战结束后全球主流意识形态无孔不入的渗透，而非对周遭现实环境与历史变迁的真实感知。

这正如尼采所批判的：“一个人、一个城市团契、一整个民族的好古感总是有一个及其狭隘的视域；它根本没有察觉到绝大多数东西，而它所看到的少数东西，它又看得太接近，太孤立；它不能测量它们，因此把一切都看得同等重要，因此把每个个别的事物都看得太重要。”

王富仁《鲁迅与顾颉刚》，商务印书馆

因此，王富仁教授的《鲁迅与顾颉刚》一书，在论述结构上，不但体现出中国传统学术史书写中重视呈现一个时期学术精神的特点，而且置诸晚近20余年的晚清民国学术史研究领域，这本书堪称以上所言两种现象的“清凉散”，能够让我们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民国时期的学术分歧，以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政治根源。

关于鲁迅与顾颉刚之间矛盾的相关史事考辨，桑兵教授曾做过十分精彩的研究。然王富仁的问题意识，正如陈子善教授所言，“更关心的是鲁迅与顾颉刚为什么会交恶，他们在思想上和学术上有多大的分歧，力图在更大的文化背景即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和学术思潮的风云激荡中来把握和理解鲁顾这件历史‘积案’的实质。”就此而言，这一研究便不仅仅是对鲁迅、顾颉刚二人的论述，而是以他们两位为切入点，探讨民国学术史中两种不同的“类型”，并由此分析近代中国文化变迁中的正道与歧途。

一、两种学术品格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鲁迅通过一系列小说与杂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弊病展开极为深刻且激烈的抨击，例如声称中国历代高文典册中无不蕴含“吃人”二字。顾颉刚则通过进行古史辨伪，断定中国传世典籍中的古史记载颇多不可确信之处，意在颠覆行之已久的儒家历史观。从表面上看，二人所为，都彰显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倾向，甚至某种程度上说，具有交相呼应之效。但在作者看来，鲁迅与顾颉刚之间实有巨大的学术与思想分歧，这是导致后来二人交恶的深层次原因，甚至乃近代中国文化发展中两种不同路径具体而微的表现。

作者指出，鲁迅、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角，他们的历史观乃一种“历史发展观”，即人类历史应该是不断前进的，而非停滞不变，万古如斯。因此，在这样的视野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特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中国历史文化并非从根源上就居于劣等，而是现在不得不“变”，否则率由旧章，必将导致弊病丛生。在作者看来，“‘五四’这代知识分子‘反传统’，但不是‘反历史’。他们承认过去的历史，只是不想重复过去的历史。他们对历史有了自己新的看法，但是并不否定中国古代的历史是由中国古代的人创造的。他们不是与中国古代的人、特别是那些历史名人比个人的高低，只是向中国社会表达自己与中国古代人不同的理想、不同的追求、不同的看法，并且也希望他们的同时代人能够理解他们的理想与追求，理解他们的看法，因为至少他们自己认为，这是有利于整个中国社会、有利于全体中国人的。”

陈独秀

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而分析鲁迅的古史观。鲁迅的思想虽然充满批判意识，但他却没有成为一个彻底否定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认识到在现实条件下，国家与国家政治有其必要性，政治家在整个人类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面对古今各种自然灾害与集体斗争，人类必须依靠一个有组织的集体力量，方能渡过各种艰难险阻，克服重重困难。国家的重要意义由是而生，而以国家政治为职业的人，便是政治家。作者认为，鲁迅的这一认识，贯穿于他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之中。小说《理水》中禹的形象，就体现出鲁迅对中国历史上为国家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的高度称赞。

在鲁迅笔下，“他的思想主要不是对个人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和筹划，不是对帝王一人或一家、不是对官僚集团自身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和筹划，而更是对自己所从事的与全体国民的前途和命运都有关系的各项社会事业本身的思考和研究，是为了改革现状、改良社会的，而不是为了维持现状、屈从现实的；是需要身体力行的，而不是始于言也终于言的空洞的说辞。”因此，“鲁迅显然是将禹这类的政治家作为中国政治的脊梁人物来尊重、来崇仰的，因而不论人们在禹这个人物身上罩了多少幻想的、神话的色彩，它都是在一个现实的政治人物的基础上被塑造出来的，都是有其现实的历史根据的。”换言之，鲁迅的古史观，重视的是在历史真实进程中，为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做出不可磨灭之功勋的人物事迹与精神，这绝非仅是史料意义上的钩沉，更关乎对历史的整体理解与把握。

与之相反，作者认为顾颉刚在古史研究中重视的并非“历史”，而是“历史的资料”。并且即便是“历史的资料”，他未能着眼于它与历史本身的关系，而是过分强调其与历史学家的关系，因为“资料”是为了说明“历史”，而非以“历史”来证明“资料”，否则难免产生方法论上的谬误。因为“历史”的产生，离不开人们的历史意识，后者肇始于人们对社会实践的反思，并早于文字而出现。因此，用文字将过往的历史书于竹帛，实为历史意识与历史实践产生之后。并且在上古之时，历史记忆与历史想象难以分离，神话与“史实”，也绝非后世那样泾渭分明，它们都是某一历史时期人们历史意识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是“真实”的。“没有早期的神话与传说，就没有后来的历史意识的产生，就没有后来的历史理性、历史思想乃至历史哲学的发展，它是孕育历史理性的母亲，而不是谋害历史理性的杀手；是中华民族历史意识的最初表现形式，而不能证明中华民族从生下来就是一个造假的高手，就是嘴里没一句真话的骗子。”

所以说，“历史，是人们观念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其历史的记忆与历史的想象永远是混杂在一起的，所以历史需要实证性的研究，但不能仅仅依靠实证性的研究。”作者进而指出，顾颉刚之所以有这番认识，并非基于他从实践出发对中国社会现状的体认与反思，也非源自他对中国历史进程中关键环节的深刻揭示，而是因为他自觉掌握了源自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认为如此便可自居先进，俯视古人，甚至流露出一种高傲的冷漠感。

犹有进者，作者认为鲁迅与顾颉刚，分别继承、转化了清末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治学传承。鲁迅师从章太炎，在整体文化倾向与精神特质上深受后者影响。章氏一方面继承了清代古文经学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强调自身精神的主体性，由此能够以“学识”为基础，较为客观全面的看待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现实，以及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社会追求与文化追求。反观顾颉刚，他自言其古史辨伪工作受到晚清今文经学的启发。而在晚清今文经学的那里，主要的关怀乃改革政治，学术云云，只是作为申述自己政见的工具，因此，宗尚其学者，往往具有比较明显的主观主义与理想主义。这一风气在新文化运动中，就流于一种文化宣传，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有将自己的主观见解强加于研究对象之上的特点。因此，顾颉刚的“疑古主义史学观念实际导向了对中国古代历史本身的虚无主义态度，导致了对中国古代历史本身的颠覆性破坏和颠倒性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