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的困境

从“初心”来看，国际刑事法院致力于打击“国际社会关切的最严重犯罪行为”，包括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等。作为超主权机制，国际刑事法院以尊重各国司法主权为基础，采取补充性管辖权，即仅在国内无法有效追究的情形下进行“补充性”国际管辖。换言之，如果存在有效的国内司法程序，就不会启动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

国际刑事法院惩治最严重人类犯罪的初衷是好的，尊重各国司法主权的基本设计原则也是对的，但其制度设计却未能实现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平衡：一方面，国际刑事法院不具备有效运作的大国权力基础，因此，无法追究哪怕中等国家的某些犯罪行为，只能拿某些亚非小国“开刀”；另一方面，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和调查程序存在不当干预各国主权的副作用，可能被用来干涉他国内政。这正是国际刑事法院的困境，也是主要大国犹豫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公约》，乃至有些国家加入后又退出的根源。

一方面，国际刑事法院的设计太过理想化，未能借鉴联合国的成功经验。

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具有坚实的权力基础。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决策机制保证了任何安理会决议都具有大国协调一致的基础，至少得到了主要大国的默示支持，因而具有了执行的前提条件。这种政治性的大国特权，是对现实权力的谨慎尊重，也是对决议执行的务实估计。换言之，这种权力设计保证了联合国在有效的范围内开展活动，不会“不自量力、自取其辱”。

国际刑事法院缺少这种制度内的权力平衡，因此，大国通过实际的“不合作”来实现制度外的权力平衡。不对大国的利益和关切给予妥当的关注，国际刑事法院不仅得不到大国的支持和帮助，更是面临大国的直接抗拒和规避。

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任何决议或裁决的执行都有赖于国家的支持，尤其是大国的支持。没有大国的支持，国际刑事法院不仅无法在大国境内有效运作，哪怕连在中等国家内进行运作都成问题。因此，国际刑事法院面临调查取证、犯罪嫌疑人捕获、裁决执行等都困境，也就不足为奇了。

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另一方面，国际刑事法院的设计存在不当干预他国主权的副作用。

国际刑事法院的属物管辖权太过宽泛，核心概念界定不够清晰。《罗马规约》对战争罪、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都未能给出一个内涵清晰、外延具体的界定。例如，中国对反人类罪定义持保留立场，认为其定义超出了习惯国际法下反人类罪仅适用于战时行为的限定，有违“惩治最严重犯罪”的初衷。

国际刑事法院的属人和属地管辖权太过具有侵略性，可能“忤逆”大国。根据《罗马规约》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对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具有自动管辖权：只要犯罪嫌疑人的国籍国或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加入了《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就有权管辖上述罪行。如果犯罪行为发生地国为缔约国，但犯罪嫌疑人的国籍国并不是缔约国，国际刑事法院仍可以对非缔约国的国民在另一缔约国境内的罪行进行管辖。换言之，一国不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本国国民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

国际刑事法院的未来与命数

国际刑事法院的实践表明，国际社会有可能建立一套较为独立且较为有效的国际刑事司法体系。但是，国际刑事法院面临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统一、独立的国际刑事司法体系仍缺乏足够的政治共识和信念基础。

国际刑事法院的进步是有代价的。虽然，国际刑事法院得到了欧洲国家的支持，但也面临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反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政治支持，但也已经给国际社会带来不利影响。自成立以来，国际刑事法院面临“非洲偏见论”的困扰，也面临法律问题的政治化难题。如果不能通过制度变革争取主要大国的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政治冷遇恐怕难以根本扭转。

国际刑事法院的基础仍然薄弱。观念上，刑法全球化或司法全球化需要统一的文化基础和人权观念。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应保持在文化和人权“公约数”范围内，操之过急，不仅不会增强其有效性，反而会损害整个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正当性。制度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理顺，谋求法律性与政治性的平衡。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原则和启动机制有待完善，尤其是考虑增加调和案件政治敏感性的软化机制，促进国际刑事法院与各国国内法院的有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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