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彭定康的改革思路就是让社会上每一个在职人员都有一个功能界别投票权，从而把功能界别从功能团体的间接选举转变成职业界别的直接选举（与分区直选有所不同的分组直选）。具体做法为：（1）所有形式的法团投票均以港人投票取代，即诸如商业界别和工业界别的法团选民，由拥有和主管有关法团的港人取代。（2）扩大若干专业功能组别的范围，如扩大了卫生界、教育界、工程等界的专业选民范围，使此类选民基础扩大了五倍。（3）新设了组别，即新设了渔农、矿产、能源及建造界；纺织及制衣界；制造界；进出口界；批发及零售界；酒店及饮食界；运输及通讯界；金融保险地产及商业服务界和公共、社会及个人服务界等组别，这就是所谓的“新九组”。新九组的每个登记在职人士都有一个功能组别票。通过上述的几个改革举措，彭定康将香港的功能界别选民从10万人扩大到全港270万工作人口，大大提速了香港的代议民主化道路。

五、关于彭定康政改方案涉及功能界别选举制度改革的评价

对于彭定康涉及功能界别选举的政改举措，有学者认为，中方之所以反对的主要因由在于：第一，中央认为香港基本法所规定的功能界团体选举是以法团主义为投票基础，而彭定康方案则把选举权扩大至所有在职人士，导致该选举制度蜕变成了某种分行业的直接选举了，违反了基本法的原意。中方认为应该按照1991年的一会一票或一公司一票的界别来进行选举。第二，新九组方案将选民基础从十多万扩大到270万，违反了香港政改循序渐进的原则。第三，双方对新九组如何分配有不同意见。总之，新九组方案是在表面不违反基本法明文规定的前提下，尽量扩大立法局选举的代表性，因为基本法并未明文规定要按“团体”选举来投票，所以可以扩大投票权到所有在职人士。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撇开《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彭定康涉及到功能界别的政改方案是充满创新和政治智慧的，也基本符合较为长远的未来之功能界别选举制度改革的方向。但是，这一方案抛出的时机不对、动机不纯，自然因缺乏合法性与正当性，遭致了中方的反对，仅仅在香港运行了一届（实质上是半届）立法会（1995-1997）就被中断了。

尽管1992-1997年出现了彭定康“政改风波”，英国统治者给香港留下的战后政治结构是一种18世纪的古典民主管制模式，但其多数内容在回归后依然能基本上被接纳，虽则有中英谈判、信守承诺的缘由、一国两制的基本精神作为基础。

但是，平心而论，回归前港英当局的政制举措多数内容本身还是有一定的认受度的，其核心原因在于：香港公民的自由而广泛的人权得到了切实的保障；议事咨询机制有悠久传统；一个廉洁高效专业的公务员队伍；引以为傲的经济成就；独立公正的司法机制，以及港人信守法治的基本理念等。这些要素综合作用，促使香港在极为特殊的管治框架下成为亚洲最有活力的自由贸易区之一，这也为香港回归后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

六、香港：我们共同来寻找出路

香港如今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口，持续的上街游行已经使各方疲累不堪。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人，相信绝大多数都希望香港好，不想看到香港沉沦。的确，持续的街头运动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最终，还是要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解决彼此的关切、弥合社会的撕裂。

此番香港持续的争拗，虽然肇端于“逃犯修律”问题，但往上溯，恐怕还是与2015年的香港行政长官普选政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无论是香港的泛民派还是建制派，甚至中央政府，都埋下了持续争拗的伏笔。由此上溯，香港在回归时的政制架构，才是后续政治争拗的源头因由。无论是被诟病为精英政治的功能界别选举模式，还是循序渐进的行政长官普选规则之设定，甚至终审权留在香港本地，在服务于香港回归、恢复行使主权、国家统一的大局下，这些所谓的政制让步似乎都是小局。

然而，时势发生了巨变，政制运行也出现新的问题。诚然，我们都在期待问题的解决，在我们提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保持一定的克制与谨慎当然是必要的。将目光回溯到历史之中，恐怕也是寻找解决争拗的一种途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