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江连】

一、彭定康就职的经过

彭定康入职香港，成为末代港督，从英国政府角度，可谓最绝妙的一步好棋。彭定康是典型的职业政治家，从20世纪60年加入英国的保守党步入政坛以来仕途顺利，1990年甚至担任保守党主席，他与时任外交大臣赫德私交深厚，且与梅杰联手在1992年英国议会大选中胜出，为梅杰入主唐宁街立下汗马功劳，而彭定康自己却在其苦心经营的巴斯选区痛失滑铁卢、无法入阁。而时年48岁的彭定康正值盛年、属政治家的黄金时期。

为此，梅杰为这个好友提供了政治上大展宏图的良机，让其担任香港第二十八任港督。末代港督彭定康1992年7月9日，正式抵港赴任，展开了其在香港五年期“翻江倒海”的政治生涯。

末代港督彭定康

为了确保英国对香港的绝对控制权，英国政府对香港的最高领导人选任相当之重视。港督作为英国在香港的最高代表，英国政府严格保持对港督的任免权、直接控制和法律约束，借以实现“主权在英”的最高原则。

港督的人选通常有三类人，第一类是从英国主管殖民地的部门中选拔人选，即从外交与联邦事务部（早期是殖民地大臣）选任；第二类，从英国的外交系统选拔；第三，从其他殖民地的高官中选任。在此三类之外，英国政府很少从如下两个系统中选拔港督，一个是香港本地任职的官员中直接擢升；另一个就是从职业政客中选任。

彭定康能够选任为末代港督，应属因缘际会的例外，作为曾经的保守党主席，彭定康就任港督可谓“高配”，他有直通唐宁街的条件、也有从事竞选政治的职业政客之表演才华和战略眼光，加上政治失意导致再次竞选起复入驻唐宁街10号已无可能，彭定康将香港作为其政坛的最后一站，他会毫无包袱的实践其政治抱负。

有鉴于此，我们便基本上理解了彭定康在香港的种种“大开大阖”的独特行为了。与此同时，由于彭定康并非技术官僚出身、少有外交经验，加上与英国外交部门和处理殖民地事务的官员缺乏具体事务上的合作和交流，也成为他在香港施政的短板，这也导致他在香港推行政策时通常很少顾及到中英外交关系，而多从基层自下而上寻找政治正当性的支撑。这也正和了英国想在香港推行民主化之意。

果然，如果从英国当局角度来看，彭定康的施政基本达到了他们的战略预期。

二、彭定康与1992年《政改方案》

1991年的香港立法局、区议会、市政局在1991年全部引入了选举的方式，功能界别议席占有一定比例。但是，彭定康却急于推进其政改方案。彭定康甫入港，就展示其亲民政治家的良好形象，并很快成为媒体和香港普通市民心目中的宠儿。彭定康毕竟是搞政党政治、选举政治和民主政治的高手。从就职开始，彭定康就展示其作为职业政治家与众不同的一面。彭定康穿西装就职，第二天就召开记者招待会，下午就巡视整个香港并对引发的冲突直接接收民众请愿信，一系列的上任首秀赢得了港人的好感。

彭定康上任第一件政改举措就是立法局和行政局分家，将行政局演变成了类似于联合政府的内阁模式，并引入了香港的民主力量即民主同盟的参与；为了进一步凸显立法局的地位，彭定康在立法局推行英式的“首相质询”程序，逐步从行政主导向立法主导转变。

1992年10月7日，立法局复会第一次会议上彭定康提交了题为《香港的未来：五年大计展新猷》的施政报告，即有名的1992《政改方案》。彭定康上任不到三个月就抛出了内容丰富的政改方案，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举动。该方案不仅得到了英国政府尤其是梅杰首相的赞许，还在立法会讨论中引起热议，不少议员认同方案，只是担心此一方案和《基本法》出入过大，势必导致中方的反对。

然而，彭定康的想法很清楚，就是要造成一个“还政于民”的事实和趋势，为香港积累民主分数，埋下九七后香港政治体制变迁的民意伏笔。经过立法局的公开辩论，媒体和公众的“路演”，彭定康裹挟着民意访问北京，想通过这种既成事实的方式逼迫北京就范。10月下旬访京时，彭定康带着两个任务试图和中国领导人谈，一是新机场的财务问题；另一个是1994、1995香港的政制安排。

1992年，鲁平与访京的彭定康会晤。(香港《文汇报》资料图片)

彭定康先与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闭门会谈，双方分歧很大、无法达成谅解，不欢而散。接着10月22日，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与其见面，提出了政改方案是“三违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有关规定的原则和精神，违反英方关于要使香港的政治体制发展同基本法衔接的承诺，违背了中英双方已经达成的有关谅解。彭定康访京无果而回。

1992年12月彭定康将政改方案登上政府宪报并于15日提交立法局讨论，中英双方分歧公开化。最终，中方和英方在香港问题上进行了公开的论战、甚至对抗，原来商定的过渡期方案包括立法系统的“直通车”方案也无法实施，中方决定“另起炉灶”。在此过程中，中英双方举行了17轮谈判（从1993年4月22日到11月27日），中方坚持谈判在中英双方之间进行，反对“三脚凳”，要按照三个“符合”进行，但均因分歧太大而毫无进展。

尤其是在谈判期间，彭定康依然部分公布政改方案在宪报上，提交政改方案在立法局并最终获得通过，1994/1995年的香港政制发展偏离了基本法的方向。为此，中央决定取消“直通车”机制。作为对港英当局的反制，1993年3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全面筹组香港过渡期的政制体制问题，并负责香港1997年新一届政府和立法会的筹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