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说的是，我的研究所在最近几个月一直在写这方面论文。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世界里，中国的实力现在已经崛起，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作为世界主要领导者的地位和实力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正当的。无论是从规模、历史、经济等原因来看，都应该是这样。但问题是，很显然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发生了一些变化，西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对抗的气氛更浓厚了。对这一点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正如我们在美国总统选举中，不管谁当选，双方都将会出现真真切切的对抗而且双方都很清楚对抗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有必要让这种对抗不出轨。

第二，双方会有竞争的领域。技术可能是其中之一，在技术领域将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和西方的竞争，下一代的技术创新将会是一场技术竞赛，而且竞争会非常激烈，这些竞争领域双方都是非常清楚的。

我认为，双方必须在竞争的同时，预留一些空间，至少要在那些绝对必要的事情上进行合作。比如气候变化、全球疫情、稳定全球经济，在这些领域如果没有中国，我们就不可能找到解决方案。我们至少需要保持足够的沟通和接触渠道，才能就这些问题进行真正的对话。

我认为这将需要双方采取我称之为战略的做法。而我所谓的政治战略，这是我非常相信的东西。我认为战略不是对一些事件的反应，而是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你可以稳定地管理各种关系，接受那些会存在真正的对抗和竞争的领域。但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政治家要明确说服公众：除了竞争，双方也一定要留出用来合作的领域。

我认为双方都需要战略意义上的共情能力。关于领导力的缺乏，我们其实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在欧洲等地看到了这种情况。

西方国家需要从长远利益出发，且能与民众充分沟通的领导者

金刻羽：西方的一个核心挑战是统治精英和广大民众之间的疏离，而这种隔阂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收入不平等、机会不平等、对全球化或者对技术的政治主张和态度，双方似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无法形成共识，分歧太大而无法达成共识。

除了在面对外部的共同竞争者和共同对手之时，这件事上两党可以达成共识。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民粹主义领导人当选的原因。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推动和塑造国内政治以及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球协调的缺失。如果他们不能就全球化相关的利益问题达成一致，各国领导人之间的全球协调就会是一个大问题。在我看来，这是问题的根源。

BLAIR：西方社会目前是非常分裂的，分裂的方式，既有经济上的，也有文化上的。而经济上的分裂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一部分人已经无法得到自己以往能够得到的经济效益。

按照惯例，每一代人的生活都应该比上一代人更好才对。这种代际承诺，已经有些破裂了。其次，双方之间存在深刻的文化鸿沟和代沟，尤其是围绕着移民、种族、不平等之类的文化问题。在老一辈的人看来，所有这些东西让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无法控制生活中的变化，另外，在美国人们的收入停滞不前，民众的愤怒指向体制而体制却无法很好地做出调整。至于民粹主义者的所作所为，顺便说一下，“广受欢迎”没什么不好的，“广受欢迎”和民粹主义之间是有区别的。我对民粹主义的定义是：利用愤怒，而不提供答案。换句话说，民粹主义者所做的是操纵移民等议题，获取政治利益，而不准备解决问题。所以问题是我们能恢复吗？

我们能不能在西方政治中找回那种魔法，重新点燃一种乐观主义的情绪，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基本上，如果人民变得悲观，国家就会变得愤怒，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当我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工作时我发现，那里的人们对未来的看法，要比在我自己国家看到的乐观得多，虽然我们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那些贫穷的国家。西方政治所缺少的就是那种能向人们把问题解释清楚的领导人物。让人民明白，我们要面对全球化过程中的挑战。而且让人民明白，这些挑战并不是政府带来的，而是人民自己带来的，我们可以克服全球化和技术带来的挑战，可以利用这些力量来服务公众并以此为契机，重新复活那个失去的代际承诺。目前的西方政治界缺少的就是这个。

如果民众之中缺少乐观的情绪，改变未来就是非常艰难的。而想要改变未来，我们就需要这样说：西方不再是世界的主宰，东方的力量已经崛起了。我们必须想办法来适应这种情况，不要只是自怨自艾，而是要拥抱新的机遇。这些都是很大的挑战，只有高瞻远瞩的领导才能对民众说出这些东西。在我看来，一个好的领导人物，不能只去说那些人民爱听的话，任何傻瓜都能那样做，获得人民的拥戴。真正的考验在于，领导人物需要告诉民众，为了国家的长期利益。有些艰难的事情需要大家一起来做。

欧洲可以帮助塑造更有成效的中美对话

金刻羽：西方越早恢复这样的领导能力，就能越快地照顾好人民，解决其社会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同时有利于外交政策和全球协调。这就是我所相信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双方对它的崛起都有疑虑，而消除这些疑虑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于一个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新崛起的国家，你有什么建议，如何更好地表达自己以及自己的发展轨迹并与世界沟通？

BLAIR：你必须要区分西方的两种情绪之间的区别。一种情绪是这样一种理论，新势力崛起之后，旧势力就会担忧，然后就会引发冲突。从历史上看，这是对的。但当今中国与世界的互动程度极高，即使现在有这么多关于脱钩的讨论，也无法掩盖这一事实。我认为，西方情绪不是这样的。至少就我所知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并无敌意。我们承认，中国力量的崛起是一个正当的事实。中国必须决定它要对西方说些什么，积极寻求机会与西方接触、理解西方的担忧，有些担忧可能源于对中国力量的焦虑。所以，对话才尤其显得重要。进行坦率的对话是很重要的。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交流。而我反对脱钩的概念，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最好的办法是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话，这就是我的愿景。西方政治家要有战略思维，中国领导人也要有战略思维。我们应该多谈，多合作。比如在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上，双方应该共同研究解决气候变化的方法。科学和技术使我们能够可持续地消费。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中国做的事情很重要，美国做的事情很重要，欧洲做的事情很重要，但情况是这样的，非洲的人口将在未来30年内翻一番，民众希望发展他们想要公路、铁路、机场和航空公司，他们想要消费。我们不能对那些非洲年轻人说对不起，你不能消费，这样会导致供应出现问题。我们必须证明我们可以做到可持续消费，这是一个创新和发明方面的挑战。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合作将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金刻羽：我认为中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且已经在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重要的全球作用。此外还包括可能的反恐斗争，以及成为金融系统的支柱。就在这次疫情期间，中国充当了最后保障人的角色。当其他地方的供应链和生产能力已经崩溃时，中国仍能向世界提供物资。

下一个问题，你认为中英关系的未来是什么？中欧关系的未来呢？

BLAIR：我认为欧洲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确保我所说的战略框架。另外，我们与中国接触时所使用的思维和方法论框架是和欧洲一样的，虽然英国已经不再是欧洲的一部分了。欧洲人不会以任何方式削弱他们与美国的联盟关系，特别是安全关系。但我认为，欧洲人会希望看到我们有办法推进对华关系，而不要朝着所谓的冷战思维的路上滑过去。

我认为欧洲可以在塑造更有成效的对话中发挥作用，我希望如此。而且我认为，英国也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一点很重要。坦率地说，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是中美关系。就算不考虑欧洲，情况也是如此。我认为，对华接触符合欧洲的利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